旮旮角角贵州史丨“高家谷子”的高培谷被人多次告御状

贵阳有一首流传至今的民谣：“高家嘞谷子，华家嘞银子，唐家嘞顶子”。这三大家族的豪宅，相距都不远。今文笔街上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就是当年的高家花园，往上走没有几步，就是俗称华家阁楼，实际是华家的佛堂——大觉精舍。再往左拐，经过华家的宅门，到贵阳十九中，那就是堰塘坎唐家花园。用贵阳话讲，都在那（á）一团转。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

“华家的嘞银子，唐家嘞顶子”留到下回说，先说所谓“高家嘞谷子”，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大地主。高家祖辈明初入黔，落籍北衙（今乌当区北衙村），经营农业数百年，在定番（今惠水县）、广顺（今长顺县广顺）等地广置田产。到高廷瑶这一辈，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解元，大挑选授庐州通判开始，官至广州知府，代理肇罗道，即迁居贵阳城内，修建公馆花园，逐步成为官僚兼地主的大家族。据说到清末，光是北衙十三寨一处，高家一年就可以收20万斤的租谷。清代南方中等水平田平均亩产稻谷2石，也即高家仅仅在北衙就拥有数千亩水田。当时的北衙实际上包括了今乌当区原新添寨镇的范围。“高家谷子”确实名不虚传。

高廷瑶

高廷瑶四子高以庄，在咸同年间，与兄高以廉在贵阳办团练，奖叙训导。咸丰七年(1857)，选授黔西县学博，后因协助守省城有功，分发四川，历任云阳知县，合江知县。其子高培谷（1836-1896），字怡楼。20岁入县学，这时发生了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停乡试，就捐纳知县分四川。

道光七年（1827），因水灾与旱灾不断，新疆还要继续平叛，财政空虚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开办捐例，也就是准许捐官。咸丰年，太平军、捻军起事，为了筹措军饷，咸丰仿照道光朝的办法，开筹饷捐，捐纳一名知县，明码标价需银四五千两。不过因为要尽力尽快筹饷，于是实行捐纳减折，也可以用饷票（即欠饷凭证）替代现银，且数额往往不及定额之半。因为捐例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各种名目，以致社会上“官多如鲫”。到同治三年（1864），另订加成新章，多纳者可得更优的班次，“于是有银捐新班、尽先、遇缺等项，输银不过六成有奇，而选用之优，他途莫及”。还可通过加捐分发指省例，即加捐由自己选择分发的省份，估计高培谷走的是这个路子。

同治八年（1869），高培谷补梓潼。有政声，以父丧丁忧去职。十二年（1873）任西充县知县。据俞樾所撰《清故资州直隶州知州高府君墓志铭》云：“乃躬自帅厉，事事精办，兴学劝农，邑以大治。郡守李君以告督部丁文诚公，称循吏第一“。高培谷见县志失修已一百五十余年，决心续之。聘张之洞署中担任记室的贵阳同乡刘藻为总纂，至光绪元年(1875)纂辑成书。在食货之物产后附刻了《蚕事备要》，用以指导本县桑丝业的生产和发展。光绪三年（1877）任绵竹知县，遇饥馑，他“捐谷散之”。修城南石桥方便行旅。五年（1879），出任资州（今四川资中县）知州。光绪六年（1880），一度暂治巴县。八年（1882），回资州本任。

回任不久，忽然接到光绪皇帝圣旨，说有人奏参高培谷“夤缘保升，以酷济贪，久为民害”。并命四川总督丁宝桢确切查明，据实呈奏，不得隐瞒，还要将措辞严厉的圣旨抄给高培谷本人过目。可谓是晴天霹雳。

有人告的御状主要涉及两件事。一件是“前随其父高以庄在云阳县任内，向邑人强贷捐纳知县”，数额可不小，“未及一年，勒捐十余万金”。当时捐知县，最多需银五千两，还可以打六折。以高家的经济实力，筹措这点捐纳应该不成问题，而强迫老百姓捐十多万两银子，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第二件事是“嗣在重庆强抽猪厘，以致屠户罢市，民怨沸腾，联名上控”。这应该是高培谷权知巴县时的事，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光绪三年（1877），四川总督丁宝桢整顿厘金，“奏请抽收肉厘以资常费”。同治二年（1863）为140文，光绪三年（1877）加收20文。总督下命令，高培谷肯定得执行，结果闹得屠户罢市，惹了众怒，只好收回成命，还被告了御状。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也不得不承认：“饬各属抽收肉厘，现甫筹办，尚无成效”。

也幸好总督是丁宝桢，对高比较了解。有人写信给王闓运说“巴令”高培谷“之谬”，王闓运便问唐炯，他觉得唐炯“颇护之”。由此也可知丁宝桢的态度，所以高培谷能平安地做要做的事。光绪九年（1883），高培谷和州学正包弼臣商量，倡捐将原栖云书院扩建为艺风书院（今资中三中），十年（1884），购入经史子集18257卷。聘请蜀中著名学者宋育仁、吴之英、蒲莹、廖平、杨锐、范溶、吕冀文等先后来院主讲。骆成骧当时“十七岁，应童子试，文如宿构，得房师杨锐、范溶、胡延、邹履和推荐，州牧高培谷拔置榜首”。光绪九年（1883），骆成骧从宋育仁学于资州艺风书院。二十一年（1895）会试得中，接着殿试为一甲第一名，成了清代四川唯一的文状元。

骆成骧

高培谷将学生优秀文章汇集刊刻《资州校士录》，供学子参考学习，还刻印西南大儒郑珍的《巢经巢遗文》。高培谷不仅重文，也提倡习武，在州署后院修筑射圃，作为训练武童生的场地，名曰“序园”，他还亲自撰写了一篇《序园记》。在高培谷任资州十余年里，资州出了一个文状元（骆成骧）、两个武榜眼（徐海波、徐安平）及四个进士。又增办育婴堂，创立牛痘局、医局以及购洋水龙，充实消防队。将平均征收津贴改为按贫富差别征收。积社谷三万余石，钱五万余缗。“百废俱兴，循声大起”。光绪十二年（1886）调署泸州，又被告了。有人“以蜚语上闻，撤任听察，及察之诬也，命回任”，查下来是诬告，又回任资州。被告的第二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资州百姓集资在州城北门外两路口修建了一座青石牌坊，以昭示高培谷的“德政”，牌坊正面横额镌“治亚龚黄”四字，将高培谷类比汉代力行教化的地方官龚遂、黄霸。

高培谷德政坊

光绪二十年（1894）又有人想方设法搜集高培谷在资州的所谓“劣迹”上奏，光绪令川督前往查办，“既据查明尚无别项劣迹”。结果还是有人继续奏参，光绪又“谕令裕德等确切查办。兹据查明覆奏，高培谷虽无浮收勒取等情事。惟于苏敬廷赌案，辗转至七阅月之久，株连至三十馀人之多，不无扰累。高培谷著交部议处”。本来是严惩赌徒，结果变成了“扰累”，总算找到点毛病交吏部议处，部议的结果是罢官。高培谷的弟弟此时任湖北应城知县，高培谷便去了湖北。两年后，卒于应城。

十七年后，已是民国二年（1913），教育部颁布了办学奖励条例。骆成骧联合资州五县士绅呈请在栖云书院旧址修建了一座高公祠，专祠奉祀。骆成骧不仅为高培谷建专祠写呈文：“窃惟前资州直隶州知州高培谷，励精图治，教养兼施。下车之始，首创艺风书院，提倡经史、政治、性理、文章之学”，“朴塞之风，为之丕变”，倘若“各县知事，尽得如高前牧者，何政不举，何教不兴，民何患不安，士何忧不勉，贤才何虑不众多，国家多惮不强盛？”。 还特地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南皮再倡文翁教，署学唯公早知音。万卷图书候在泮，十年教训士如林。独魁殿试同州试，孤负师心等帝心。再疏朝廷怀旧德，专祠列传慰讴吟”。

资州艺风书院大门

延伸阅读：

高氏家族年轻一代革命志士辈出，如高昌谋、高旭、高言志、高言诗、高言书、高言善、高铭锜等，有的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的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中共贵州地下党将贵阳文笔街的高家花园作为秘密联络点，地下党领导人林青、秦天真、缪正元等多次在那里隐蔽。1935年，中共贵州省地下工作委员会在此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