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说丨诗意凌霄花，披云似有凌云志，凌霄擢秀非孤标
舒婷在《致橡树》中写道，“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此时此际，夏日欢歌，“攀援”的凌霄花正开得热烈。
凌霄花，古名“苕”或“陵苕”，是原产我国的藤本攀缘植物。在万物有灵的草木世界中，很少有哪一种花像凌霄花一样，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承受如此两极的评价：有人见其志存高远，有人责其依附攀援；有人为它纵情高歌，有人因它悲不自胜。这一朵小小的藤花，承载了中国人对生死、爱恨、独立与依附的全部思考，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独特而深沉的诗性图腾。
凌霄花
凌霄花最早进入诗歌，是在《诗经》之中。但彼时的“苕”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朵与饥馑、死亡和绝望紧密相连的苦难之花。《诗经》中两处写到“苕”，一在《小雅·苕之华》，一在《陈风·防有鹊巢》。前者借凌霄花盛开的生机，反衬荒年饥民的惨绝人寰；后者以“邛有旨苕”的不可能之事，寄托爱情被离间的焦虑与恐惧。一悲一惧，一壮烈一幽微，凌霄花在《诗经》中完成了它的文学首秀，也为后世奠定了其诗性基因的两个基本面向：生命的苍凉底色与爱欲的悬置不安。
《小雅·苕之华》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令人不忍卒读的篇章之一。全诗仅三章十二句，却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将一场千古饥荒的惨烈浓缩于尺幅之间：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诗歌的起兴极不寻常。灾荒之年，凌霄花依旧盛开，一片深黄，沃若葱茏，充满生机。然而这份生机勃勃的美，恰恰构成了对人间惨剧最残酷的反讽。植物尚且活得如此自在蓬勃，人却在饥饿中挣扎、九死一生。这种以荣写枯、以乐写哀的手法，在《诗经》中并非孤例，但像《苕之华》这般将自然的繁盛与人类的绝望推到如此极致的对比，却是罕见的。凌霄花越灿烂，诗人的心越伤痛；叶越青青，生之荒谬感越强烈。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这八个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沉痛的句子之一。天地之间，本以人为贵，而诗人竟至于羡慕无知无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如不出生”的话来，其悲愤之深切、绝望之彻底，已非寻常哀怨可比。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此诗“造语甚奇”，奇就奇在诗人将生命的全部重量压缩进这样一句看似轻巧的反语中，让读者在错愕之间感受到深重的悲恸。
《毛诗序》将此诗主旨解释为“闵时也”，认为是“大夫闵周室之将亡”。但后世学者多以为这是牵强附会。宋代朱熹的解释更为直截：“羊瘠则首大也，罶中无鱼而水静，但见三星之光而已。言饥馑之余，百物凋耗如此。”从“歌其食”的内容推测，作者可能是饥民自身，或是一位深切了解人民苦难的下层士人。无论作者是谁，这首诗都是中国诗歌史上对饥饿最赤裸、最绝望的呈现，而凌霄花作为这场悲剧的“见证者”，从此带上了浓重的苍凉色彩。
如果说《苕之华》中的凌霄花是苦难的见证者，那么在《陈风·防有鹊巢》中，凌霄花（苕）则化身为爱情焦虑的隐喻符号：
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谁侜予美？心焉惕惕。
这首诗极短，却缠绕着千年的解读争议。《毛诗序》认为是“忧谗贼也”，将其理解为政治讽喻诗，谓陈宣公多信谗言，贤人忧惧。而朱熹《诗集传》则首倡“情诗说”，认为这是“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离间）之词”。近现代学者多采朱熹之说，认为这是一首相爱之人害怕被离间而失去爱情的情诗，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猜测、推想、幻觉等心理活动，表达爱之愈深、忧之愈切的微妙情绪。
诗歌的艺术手段十分独特，大量采用“反说”的比喻。每章前两句列举自然界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喜鹊在堤防上筑巢（鹊巢应在树上），美味的苕草长在土丘上（苕饶是低湿植物），瓦片铺在庭中路（铺路应用泥土或砖石），绶草长在坡丘上（绶草喜阴湿低地）。这些违背常识的自然现象，用来比喻爱情关系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情变——诗人用这种“反常之象”来强化“反常之忧”，表达对爱情被离间的深深恐惧。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邛有旨苕”的“苕”是否就是凌霄花，历来也有争议。但无论植物学的定性如何，就诗意的层面而言，“苕”在此处承担的功能是一致的：以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隐喻爱情中不合情理却又真切存在的焦虑。
凌霄花意象在《诗经》之后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悲”到“志”、从“攀附之讥”到“凌云之赞”的漫长过程，其间充满了矛盾、分裂与重组。
从“陵苕”到“凌霄”，命名的玄机。魏晋时期的凌霄花尚未被赋予明确的道德评判，只是一朵普通的山野之花。“凌霄花”之名始见于《唐本草》，这个命名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它不是普通的花，而是一朵有“志向”的花、一朵要“凌云直上”的花。命名即定性，从“苕”到“陵苕”再到“凌霄”，这朵花的身份经历了一次从“野草”到“志存高远之花”的文化升格。而当一种植物被命名为“凌霄”时，它便天然地承载了人类对于“凌云之志”的期待与想象，而一旦它的攀援特性与“依附”的道德评判相遇，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激烈的褒贬之争。
贬者的逻辑，攀附之讥。唐代诗人白居易是凌霄花最著名的批评者。他在《有木诗八首·其七》中，专取凌霄花来讽刺那些“附丽权势，随之覆亡者”。诗中写道：
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标；
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
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梢；
自谓得其势，无因有动摇。
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飖；
疾风从东起，吹折不终朝。
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这首诗的批判锋芒极为犀利。诗人暗示凌霄花不择良莠，只要有靠山便趋炎附势、顺藤而上；刻画了攀附者得势之后得意洋洋、自我陶醉的丑陋心态。最惊心的是结局，清晨还高攀入云、不可一世的凌霄花，转瞬间就成了委弃于地的柴草。白居易以此告诫世人：切勿学这柔弱不堪、依附于人的小苗。
褒者的礼赞，凌云之志。然而在批评的声音之外，更多的诗人选择为凌霄花辩护，甚至将其视为“志存高远”的人格象征。宋代贾昌朝的《咏凌霄花》是最经典的褒扬之作：
披云似有凌云志，向日宁无捧日心。
珍重青松好依托，直从平地起千寻。
诗人赞美凌霄花的攀援不是卑微的依附，而是通往凌云之志的必由之路。更进一步，将凌霄花的趋光生长解读为对光明的向往与追随。而“珍重青松好依托”一句尤为关键：诗人承认凌霄花需要依托，但这种依托是“珍重”的、值得尊重的，而非可鄙可弃的。
赵蕃也是另一位凌霄花的“粉丝”，他不仅咏凌霄，还曾亲手栽种。其《咏智门佛殿前凌霄花与斯远同作》诗云：
桂栽初得地，藤附亦凌霄。
层叶圆如葆，高花艳若烧。
故能开续续，殊愈落飘飘。
有木方思种，从僧会乞苗。
“高花艳若烧”五字极有力量，将凌霄花的绚烂与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开续续”“落飘飘”写出了凌霄花花期长、姿态美的特点，不经意间便流露出了诗人的喜爱之情。他还有《篱落间见凌霄偶书》：“凌霄何自名，缘木与俱生。底事因蓬附，故为亦蔓荣。”这首诗则更富理趣，赵蕃并非真的要责难凌霄花的攀附本性，而是借发问来表达一种哲学思考，凌霄花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道”的呈现。
这种褒贬并存的争议，恰恰是凌霄花诗性魅力的核心所在。一朵花的命运，折射出的是一个文化对“独立”与“依附”、“志向”与“手段”这些核心命题的深刻思考。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得好：“藤花之可观者，莫若凌霄”，但又说“然望之如天际真人，卒急不能招致，是可敬亦可恨也”。敬其凌云之志，恨其依附之性，这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恐怕正是中国文化对凌霄花最真实的反应。
凌霄花不是一个单义的符号，而是一个容纳矛盾、承载张力的诗意空间。在它身上，悲与美、依附与超越、卑微与凌云、瞬逝与永恒，交织成一首永不终结的诗。当代诗人舒婷在《致橡树》中写下的“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过是这场千年争论的一个现代注脚。
而凌霄花自己，大概从不理会这些。它只管在夏日里攀援而上，把橘红的花朵开满青松的枝头，一如两千多年前它在《诗经》中盛放时那样。凌霄花由是得以超越一朵花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意象，一面映照世态人心的镜子，一首关于生命、爱与超越的永恒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