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科学家故事 】任继周和他的贵州知己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任继周为治理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带领科研团队成功建立 了“威宁高原草地试验 站”和“灼圃联户示范牧场”，此后又进一步打造、推广了具有贵州特色的“独山模 式 ”“晴隆模 式 ”“长顺 模式”。

草是灵性之物，只有融入它的生命里，才能听见它的声音，读懂它的语言，看到它春萌秋萎、枯荣过后的美丽。任继周就是这样一位与草结缘的草地农业科学家，可他却调侃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草人”。如今他已经98 岁了，却仍时不时想起当年在贵州的经历， 想起贵州的知己——贵州省农业厅原厅长赵庆儒。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我国西部农村“以粮为纲”的思维模式还处于主导地位。对于贵州这样一个没有平原支撑、境内喀斯特地貌面积10万多平方千米，且石漠化严重的省份要不要发展草地畜牧业，专家们曾一度开展过激烈争论。有坚持“以粮为纲”的，也有主张发展林业的。可现实是，由于农民粗放式的种植方式，收入低不说，还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加速了石漠化。走“以粮为纲”的老路显然行不通，倘若弃农改林，农民生活又会没有着落。 所以，任继周认为，发展草地畜牧业，既可让农民在原有基础上安居乐业，又能改善水土流失。

但在当时，任继周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同。1982年10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贵州召开。会上，任继周第一次敞开心扉，大胆地坦陈了他对传统农业系统的批评意见，并阐明发展草地农业的可行性。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发言得到了农业部门很多人的高度赞同，其中包括时任贵州省农业厅厅长的赵庆儒。

会后，赵庆儒主动找到任继周，围绕贵州能否发展草业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没想到两人十分投机。任继周很是感慨：“在全国的农业厅长 普遍只为粮食奔忙的时代，赵庆儒却能独具慧眼，重视草地，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在不同场合，任继周都称赵庆儒是既要管粮食，又要管草地、畜牧、研发、培训的 “大农业厅长 ”。就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发展草业观念的高度契合而走到了一起，成为相见恨晚的知己。

赵庆儒，1928年1月生于河南南乐，1944年1月进入冀鲁豫边区抗日一中学习，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随军南下。先后任团贵州省委青农部部长，安顺地委副书记，贵州省党组书记、农业厅厅长，以及贵州省委委员等职。他是一位思想开明的领导，第一次听任继周关于草地农业的学术报告就产生了强烈共鸣。任继周的观点打开了他的思路，让他看到了贵州草地发展的广阔前景。作为贵州农口部门的“掌门人”，赵庆儒觉得为任继周在贵州的科研工作保驾护航，自己义不容辞。

事实上，任继周也并非一时冲动，他是在借鉴新西兰、澳大利亚牧草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考察了除了黔东南以外的大半个贵州后，才得出的结论。有了赵厅长的支持，他在贵州的调研就更顺利了。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赵庆儒就专门为任继周安排了一个小型考察队，队员2名，吉普车2辆，由当时的农业厅副厅长潘介农全程陪同。

那次考察前后共6天时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虽然辛劳，但收获满满。通过考察，任继周发现贵州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尤其水热资源比北方还丰富。但发展短板是日照不足，发展粮食生产优势不明显，大部分地区属于岩溶山区，加上农民长时间不科学地耕作，石漠化问题日益突出。任继周认为，贵州的贫困程度虽然在全国“数一数二”，但自然条件与新西兰相比并不逊色，发展草地畜牧业大有天地。

任继周团队考察归来后，在赵庆儒的要求下，贵州省政府专门组织了一场“任继周贵州山地考察报告会 ”。会上，任继周结合农业生产中的问题，畅谈了实地考察的感受。这是一次颇具规模的大会，全省有关部门数百人参加，大礼堂被挤得满满当当。这让任继周无比兴奋，那积压多年的对中国农业科学发展的拳拳之心终于爆发。他甚至大胆地提出：如果畜牧业产值达不到农业总产值的50%，我国农业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这一观点振聋发聩，但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的说法早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会后，任继周有些忐忑不安。没承想 他署名的文章《关于我国南方建立草地农业系统的问题》第二天就在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全文刊出。任继周激动万分，他在感谢贵州省党政领导的认可和支持的同时，更佩服赵庆儒的勇气和担当，能够将发言稿完整地呈送给贵州省委、省政府。

任继周就这样与贵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六五”到“十五”的5个“五年计划”时期，再到落实一批国际援助项目，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将 25 年的时光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贵州草业。此后许多年，他还念念不忘赵庆儒，念念不忘贵州的高山草地，念念不忘威宁试验站所在地——灼圃。

灼圃位于威宁雪山镇（曾称狗街乡）境内。当地早年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灼圃狗街子，苦荞粑粑过日子。想吃包谷饭，要等老婆坐月子；想吃大米饭，除非到了下辈子……”可见当时老百姓的日子是何等穷困！

任继周第一次到灼圃考察时，发现这里虽然贫瘠，但地貌特征和新西兰草原的十分接近，可以借鉴甘肃马营沟试验站成功经验，在灼圃再建一个站点。他甚至设想，等草地发展了，再把当地农民动员进来，开展畜牧业养殖，以科技带动农户，一定会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赵庆儒，立即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

恰巧那时正在开展的“鄂、湘、黔三省南方草地试验示范区项目”已接近尾声，任继周担心“项目结束之日就是项目死亡之时”的老问题再次出现，于是坚定地提出建立自我维持的经济实体和试验站。让试验站为经济实体提供持续性的科技支撑，再让经济实体反哺试验站，使科研与生产互惠互利，良性循环。 这个意见很快被农业部草原处和贵州省农业厅采纳， 当即决定建立试验站，由贵州省农业厅与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合办，启动资金从“鄂、湘、黔三省南方草地试验示范区项目”经费中挤出。根据任继周的建议， 建站地点就选在了威宁气象站供电系统附近，便于工 作开展。

灼圃试验站建立之初，条件十分艰苦，任继周和他的科研团队吃的是洋芋、包谷、糙米饭，住的是石头和水泥砖垒砌的房子，就连用水也要走很远的山路才能取到。赵庆儒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建站基地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在贵州省农业厅的大力支持下，威宁高原草地试验站如期挂牌，首任站长由任继周的学生蒋文兰担任。 从此，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贵州山地试验站和灼圃试验示范牧场诞生了。

1985年7月27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参观灼圃，为他介绍牧场情况的正是试验站站长蒋文兰。她汇报道：“这里比西北好，适合养羊，经济效益稳定。羊毛市价五元一斤，西北却要十元。威宁老百姓会养羊，羊毛销路好。”胡锦涛同志听了很高兴，当即对县委同志作出指示：要鼓励群众积极养羊。

随着工作的深入，试验站又与当地政府合办了灼圃示范牧场，同时吸收 6 家专业大户，给予贷款扶持， 让他们共同建设和管理草地，开展畜牧业营运。不久， 又联合组建了经济实体“灼圃联户示范牧场”，又发展 了 9 家专业大户。

由于牧场发展顺利，农户很快还清了贷款，先前的贫困户发展成收入较高的富裕户。此后又有多家农户申请加入，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脱贫致富的“灼圃模式”。

任继周和他的学生蒋文兰、李向林等一批科研工作者，在贵州开展的一系列山地草原科研攻关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过程充满艰辛，但他们乐在其中。李向林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说：“那时任老70多岁了，精神很好，外出考察走山路，年轻人都跟不上他的步伐。”任继周一直热爱贵州，贵州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都让他无法忘怀，他感谢这片土地，感谢同他合作过的许多人，尤其是他的贵州知己赵庆儒。

如今，已近期颐之年的任继周，每每忆起赵庆儒， 都会感慨不已，正如他在《大农业厅长赵庆儒》一文中所写：“庆儒同志走过的这 74 年的人生，是光辉而崇高的。我为有这样一位挚友而感到幸运和自豪。”应该说， 任继周、赵庆儒，以及蒋文兰、李向林等，都是懂草、爱草、敬草之人，他们为贵州的草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的灼圃牧场经过若干代人的精心打造，一直在不断地延伸、扩大，面积已达到上万亩。它延绵起伏，像一片绿色海洋，荡漾在贵州高原上。

【点评 】一个是热爱草地农业，俯下身子，面向土地，一心一意为改变贵州山区落后面貌，将几十年时光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贵州草业的科学家；一个是知才、惜才、爱才，并且敢于担当，尊重科学的领导干部，因共同的事业追求，共同的崇高目标，结下革命的友谊，两人的友谊令人羡慕和感动。

什么是知己？即思想上互相欣赏、心灵上互相共鸣。任继周、赵庆儒坚持科学报国，以拳拳之心，为贵州的脱贫减贫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发展之路，他们是铮铮铁骨铸就家国情，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来源：贵州科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