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的贵州高考往事
李政道（1926-2024），原籍江苏苏州，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在上海一个殷实的家庭。1937年8月，侵华日军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在南市上了两年小学的李政道不得不随父母迁入上海英租界，入读国光中学。不久，国光中学等学校被并入上海东吴大学附中，李政道在这所中西融合的学校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1941年12月，日军进占上海租界，李政道跋涉几百里路前往江西赣州联合中学求学。在那里，李政道既当学生又当“老师”，一边在新赣南图书馆接受物理启迪，勤奋完成学业，一边为低年级的学生讲授物理和数学，而之后从江西赶赴贵州的路费便是这段时间靠上课挣来的。
1943年就读浙江大学时的李政道
1943年夏，李政道完成了高三课程，准备报考大学，但他所在的江西省没有自己想进的好大学，当时，浙江大学已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办学，年仅17岁的李政道为了进入这所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的学府求学，决定奔赴贵阳参加考试。
从赣州到贵州没有铁路，公路没有正常客运，李政道只能靠脚走，一路历尽艰辛，他时而单独前行，时而与遇到的爱国学生相伴前进，运气好时能搭上烧木炭的客运汽车或货运车前行一段路。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李政道穿越了战火纷飞的两广地区，终于到达贵阳。
1943年7月中旬，贵州考区全国大学统一考试在贵阳举行。李政道报考了电机系，是当年最热门的系，在各科中录取的分数比物理高得多。他在贵阳结识了同样报考电机系的束慰曾。束慰曾是束星北（中国雷达之父，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的侄子，提前就知道李政道取得了电机系第一名的佳绩。在李政道得到录取通知书后，两人也因此结缘成为了好朋友，一起从贵阳出发前往湄潭。
李政道于开学前一个月便到达了湄潭，在束慰曾的介绍下拜访了束星北，随后也认识了另一位教授王淦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办公室、实验室、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县城的双修寺，而浙大大一新生居住在永兴镇，两地相隔数十里，李政道时常奔赴县城听两位教授的课。
束星北教课像是一场思想的碰撞，他从不使用讲义，也很少使用板书，经常在教室里侃侃而谈，一个问题的争论常常是伴随着一堂课的结束才停止。当束星北教授给高年级物理系学生辅导时，李政道就在一旁旁听，久而久之，李政道也加入了讨论，并逐渐成了提问最多的学生。他的提问不仅多且水平高，常常在问了为什么后还要继续追问。
束星北教授很喜欢他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因此师生二人常常为一些问题讨论至深夜，困了李政道索性就将美国杂志《物理评论》的合订本枕在脑袋下睡在双修寺。由于李政道聪明好学，刻苦钻研，表现出了在物理学方面的超常天赋，王淦昌教授也常常为李政道在书上勾画物理习题练手，而李政道每次都是将整章习题全部做完，遇到不会的题时，他就独自一人在双修寺中研究到深夜，直到解出答案才肯睡觉。每当习题交回王淦昌教授批阅时，王教授总是称赞不已。
李政道在每次讨论和练习中都大受启发，对物理逐渐从懵懵懂懂到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在束星北教授劝说下，李政道在开学后便转到了设在湄潭的浙大物理系学习。
李政道在晚年回忆说：“我跟束老师都是聊天，从他那里学习，他的想法启发我的想法。我也不一定都同意他的想法，我说的他也听。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到了西南联大，我跟吴大猷先生也是一样的，后来跟费米教授也是一样的。”
李政道
1944年，李政道的母亲从上海到了重庆。当年暑假，他去重庆探望母亲并提出了弃笔从戎的想法，但遭到当时在重庆的束星北教授极力反对，说全中国有那么多青年，谁都可以去当兵，唯独你李政道不可以。不久，在湄潭的王淦昌收到了束星北的电报：“看住李政道”。
在从重庆搭乘卡车返回学校途经遵义娄山关时，卡车不慎翻下险峻的山沟。李政道在被救起送到学校后，卧床数月之久不得痊愈，参军的想法也不得不搁浅。
1944年冬，日军企图做最后挣扎，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年底，日军逼近黔桂交界的独山，贵阳告急。束星北在接家眷前往重庆的同时，将李政道带到了重庆养伤。
1945年初春，李政道伤势痊愈，束星北将李政道推荐转投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后经吴大猷（中国物理学之父）的帮忙，插班读物理系二年级。
一年之后，吴大猷带着李政道和朱光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乘邮轮去了美国。李政道在美国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当时拥有世界第一流物理系的芝加哥大学学生，也认识了爱德华·泰勒（美国氢弹之父）、费米（1938年诺贝尔奖得主）等一众科学家，从此走上了深研物理学的道路。
可以说，因为贵州，李政道与物理结缘，在这片梦开始的地方，无数名师的启迪与教诲，为这位日后顶级的物理学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李政道时常在回忆中追溯往昔的点点滴滴，2023年5月，他在给浙江大学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怀念当年浙大西迁贵州湄潭上学的日子。浙大师生胸怀报国之志，创造了累累教学科研成果。”
（本文原载《贵州政协报》，编发过程中略有增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