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孙应鳌：这位从贵州走出的大儒，曾给明朝皇帝讲过课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嘉靖六年（1527）诞生于贵州清平卫（今黔东南州凯里市炉山镇）一士人家庭。其家祖籍江苏如皋，先世明初随军入黔，任清平卫官，遂落籍当地。之后，其子孙顺应时代潮流，弃武从文，通过科考跻身仕途，成为清平书香仕宦之家。
孙应鳌从小聪颖过人，九岁能文，十岁解诗，“日诵数千言，正襟危坐，务解大义”。嘉靖二十五年（1546），孙应鳌以儒生应乡试，督学徐樾慧眼识人，视为奇才，预言今科黔士魁首非他莫属，放榜之日，果然荣膺第一，成为解元。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间，孙应鳌曾两度赴京会试，科场失意，铩羽而归。回故乡后，又逢业师徐樾“坠河身亡”，悲痛之余作《公无渡河》以悼之。
嘉靖三十一年（1552），孙应鳌再试文场，中进士，授庶吉士，散馆后进入仕途。大学士徐阶知人识人，对孙应鳌十分赏识，便奏请朝廷留在史局任职，然而遭到权臣严嵩反对。孙应鳌转而改任户部给事中，后调刑部右给事中，出补江西按察佥事。
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上的“孙应鳌”
在孙应鳌的仕宦生涯中，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对其影响至深，而阳明先生身处逆境磨砺心志、发奋为雄的人生经历更令他钦佩。孙应鳌认为：阳明先生是继孔孟之后最伟大的哲人，其学说内涵丰富，是重振道德、治平天下最有效的良方，千是殚精竭虑，深研“心学”。
孙应鳌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他早年的业师徐樾，曾受教于王阳明，其后，孙应鳌又与贵州的王门学者李渭、马廷锡，湘楚王门学者蒋信，江右的王门学者罗洪先、胡直，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耿定向、耿定理、赵贞吉等往还切磋，从而使自己学养日趋成熟，成为黔中王学的代表人物。
孙应鳌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并在其基础理论上加以发挥。针对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人心颓废，道德败坏，以及社会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以仁为本”的心学理论，将作为道德范畴的“仁”推及到字宙万物，旨在净化社会风气，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孙应鳌认为：仁是一切美德的基础，是最大的美德。识仁、求仁、达于仁，德就有了基础；有仁爱之心，则有同情之心、好恶之心、义勇之心。正如他在《淮海易谭》中所言：“故合礼者，合此仁也；干事者，干此仁也。”这个观点，可说是对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心得和阐发。
在孙应鳌的仕宦生涯中，始终秉持阳明先生“知行合一”所强调的“道德意识必须与道德行为统一”的理论，并一以贯之。在江西任上，时逢百姓不堪官府压榨而奋起反抗，孙应鳌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务求不伤及普通民众。其后发生“九江三百人误坐”事件，孙应鳌为之解除罪名，化解了社会矛盾，使当地治安恢复平静。
嘉靖四十年（1561）孙应鳌调任陕西提学副使。为了培养人才，他效法阳明先生在修文兴办龙冈书院的经验，建正学书院，并作《谕官诸生檄文》，以崇制、好学、论心、立志、破迷、修行等十六条文来阐明自己的教育主张，以此整顿儒学，倡导笃实学风，培养当地人才。这篇檄文当时被陕西学官奉为办学宗旨，在全省推行。与此同时，孙应鳌亲临平凉、延州等地，考察当地教育状况，考试生，选拔人才。《陕西通志》对孙应鳌有如是评价：“督学关中，以濂洛之学自任，莅任举大体，不亲细务；教士务实效而不务虚名，当时号为得士。”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应鳌调任四川右参政，次年出镇剑南。在此期间，发生了土官薛兆乾挟持龙州参将贺某叛乱的事件。都御使谷中虚对此无从应对，于是问计于孙应鳌。孙应鳌反问道：“参将与天子孰轻？”见对方沉默不语时，他便以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刺俘获、于谦立新帝保卫北京之事为例，说明不能因为一个参将的性命而危及国家的利益，如果不趁薛兆乾羽毛未丰时铲除他，将会贻害无穷。谷中虚最终采纳了孙应鳌的建议，派兵出击，擒获了薛兆乾，平息了叛乱。
隆庆元年（1567），孙应鳌出任湖广布政使，不久升任右佥都御使，巡抚郧阳。时值荒年，粮食作物歉收，孙应鳌体恤民困，上奏朝廷，恳请减免税赋，使光化等县秋粮获免。
明穆宗朱载垕即位后，孙应鳌上书陈勤学、励政、亲贤、远奸等十事，得到了采纳。孙应鳌为官清正，不畏权势，对擅权干政、胡作非为的太监极为反感。为了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不顾身家性命，上疏弹劾大宦官太和提督吕祥，指斥其残害百姓、贪暴横行，最终迫使穆宗将其斥逐。吕祥的党羽对此记恨在心，随即报复，制造流言，诬陷孙应鳌，最终迫使他辞官归里。乡居期间，孙应鳌在城西伟拔山下建学孔精舍，广收门人弟子，讲授阳明心学。
万历元年（1573），赋闲六年的孙应鳌复出，恢复原职，再治郧阳。是年，明神宗下诏纂修国史，要求将建文帝朱允炆的事迹及“诸臣至革除事”载入史册，史官对此大多避讳，唯有孙应鳌坚持秉笔直书，存信史以昭后人。次年孙应鳌入京任大理寺卿。万历三年（1575），擢升户部右侍郎，旋改礼部，任国子监祭酒。
孙应鳌主持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监时，认为国子监的责任是为朝廷培养人才起着“内树风教”“外振纲纪”、净化社会风尚的功用。正因为如此，必须对入监的举人进行严格的筛选，不能让那些品德恶劣、道德败坏的生员蒙混进来。在此期间，他励精图治，革除陈规陋习，“严规、勤考课”，激励士子崇尚道德，勤奋向学，致使学风为之一新。
孙应鳌在国子监的改革受到朝廷重视，万历四年（1576），明神宗视察国子监，孙应鳌进讲《尚书·无逸》篇，以谏神宗远离享乐，勤于国事，亲民、恤民，以图中兴。由于孙应鳌语言婉转、感情真垫、说理透辟、感染力强，神宗听后，为之动容，欣然接受。之后，神宗亲书“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法”字幅，悬挂于文华殿以自勉。
万历五年（1577），孙应鳌以病辞官，返回故里，专事著述。之后，朝廷曾三次以国子监祭酒、刑部右侍郎和南工部尚书的要职征召，孙应鳌已无意仕进，婉言谢绝。万历十二年（1584）孙应鳌病故家中。万历三十年（1602）朝廷诏谥“文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