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黔沿|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家精神育人案例十四——黄威廉:一个学科的“拓荒者”

贵州广播电视台教育事业部 | 2026-11-18 16:59

香樟不语,下自成蹊;师者有光,行稳致远。

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园里,香樟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四季常青,冠大根深,默然挺立却荫蔽一方。这恰如师者的写照:于三尺讲台躬耕不辍,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滋养每一颗求知的心灵。

一代代贵师大人熔铸了“爱国、奉献、敬业、自强”的大学精神,凝练了“慎思笃行、博学致新”的校训。贵州师范大学始终以培养卓越教师为己任,将教育家精神融入血脉。

“香樟·师说”专栏正式与您见面。

我们将目光投向一位位贵州师范大学的师者,记录他们践行教育家精神的真实故事——心有大我的信念、启智润心的智慧、乐教爱生的情怀。让每一束微光被看见,让每一种坚守被铭记。

 

教师档案

黄威廉(1925-2021),男,祖籍台湾省新竹县,贵州师范大学原地理系教授,校史记载连续任职时长最久的教师,全国植物地理学科开创者、贵州生态科研奠基人。1953年入职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2001年正式退休,四十九载深耕师大三尺讲台;曾任贵州省科委主任、党组书记,贵州省台联会长,教育部两届地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植物地理教学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学校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首位博士生指导教师,西南大学兼职博导。

学术成果厚重丰硕,牵头完成梵净山、赤水桫椤等十余次全省大型全域生态科考,主编《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贵州植物志》《台湾植被》等二十余部权威学术专著,累计 400 余万字;22项科研成果斩获国家、省部级科技奖项,《台湾植被》被学界认定为彼时体系最完整的台湾植被研究典籍,梵净山科考成果成为梵净山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科学依据。深耕两岸植被学术互通,以专业研究搭建两岸同胞交流桥梁。一生以讲台为立身根本、以黔山大地为研究书卷,兼顾教学育人、生态科研、两岸联谊三重使命,将毕生光阴毫无保留奉献给西部师范教育与贵州生态保护事业。

黄威廉:一个学科的“拓荒者”

翻阅贵州师范大学八十余载校史档案,有一行记录格外醒目:黄威廉,在校连续执教四十九年,是全校任职时间最长的教师。1953年初春,他背着行囊踏入贵阳师范学院校门;2001年盛夏,满头霜白的他从容走下耕耘半生的讲台。近半个世纪的春秋流转,一届又一届学生来了又走,唯有黄威廉的身影,长久定格在地理系的教室、实验室与黔中万千山野之间。

贵师大不仅承载了他四十九年漫长的从教岁月,更是安放他拓荒治学、科教兴黔理想的精神沃土。这座西部师范院校给予他放手开拓全新学科的包容与支撑,而他以一辈子的坚守、半生的耕耘,回馈给学校一门全国领先的特色学科、一套完整的生态科研体系,以及代代相传的育人精神。

新开设的课堂

1953年,新年伊始,黄威廉从遵义地区农林所调入这所刚刚完成院系调整的学校。他刚满二十八岁,从南京到昆明,从台北到贵阳,半生颠沛求学之路,终于在这里安顿下来。

可安顿与舒适区,从来不是他的追求。

彼时新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体系正在重建,按照国家部署,全国师范院校地理学科需增设植物地理、动物地理、土壤地理三门核心课程。植物地理是全新学科,国内没有教学大纲、没有规范教材、没有成熟教学经验,完全是一片空白。

谁也不知道这门课该怎么教。

学校完成院系调整后,黄威廉最初分配至化学教研组,后续因地理系扩充师资,跨专业调整转入地理系任教。旁人看来,这是一个尴尬的转折——化学出身,如何教得了植物地理?但只有他自己清楚,虽非科班出身的地理教师,但多年辗转多所高校跨学科研习积累的农林、森林、生物、农学理论知识,无数次野外实地踏勘记录的贵州本土植被观测资料,都在等待一个能够落地实践、发挥价值的契机。

他接过任务,没有半分迟疑。

这份临危受命、迎难而上的担当,根植于三层深厚底色:

其一,是他心中对教育事业赤诚纯粹的热爱,始终将为国育才视作终身追求;

其二,是他对国内地理学科长远发展清晰独到的远见;

其三,是自幼从父亲黄国华身上传承而来的治学家风。黄国华是贵州师范大学前身贵阳师范学院的首批教授,一生拓荒贵州农业与林业教育,用实干填补地方农业技术空白。父辈攻坚克难、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早已融入黄威廉的骨血,支撑他在一片空白的学科赛道义无反顾向前拓荒。

白纸作画,从零建课。没有教学大纲,黄威廉就结合苏联教学计划与贵州本土地理实际,逐字逐句梳理知识点,亲手编写。没有教材讲义,他白天深入贵阳周边山林、花溪河谷踏勘,采集植物标本、记录植被分布;夜里在油灯下伏案撰写,常常工作至深夜。没有教学经验,他融合多校所学,创新“理论+实践”“课堂+山野”的教学模式。

1954年,植物地理课程正式开课。这是全国师范院校中首个开设该课程的先例,比全国统一开设早整整一年

课程初创阶段,办学物资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没有专业教具,他就自己动手制作植物标本;没有实地考察设备,他就带着学生徒步进山,用肉眼观察、用笔记记录。他的课堂生动鲜活,将抽象的植物分布规律与贵州喀斯特地貌、山地气候紧密结合,让学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每到教学实践环节,他便带领学生徒步数十公里,走遍贵阳周边的山林河谷,手把手教学生辨识植物、分析植被类型、研究生态环境。

1955年,教育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全国植物地理教师进修班,贵阳师范学院的课程模式被作为典型案例推广。此后全国统编教材编写,指定贵州师范大学为主审单位,黄威廉牵头审核全国教材内容,制定学科教学规范。在全国植物地理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全票当选第一副会长。

从一片荒芜到全国领先,他用了不到三年。

而这,只是他四十九载漫长执教生涯的序章。

大山的刻度

地理学家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黄威廉的学术答卷,一字一句都写在贵州 17 余万平方公里的山野沃土之上。

1960年代初,国家发展橡胶事业,黄威廉带队在贵州南部进行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那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根本不够吃。一次在罗甸红水河边考察,周围荒无人烟,他和队员们在荒野中头顶星空、脚踏草地过了三夜,没有饭吃,爬不动山,走几步便歇一会,觉得有点力气了再爬。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他得了浮肿病和严重的肾炎。但西南三省要资料总汇,汇总后又需与华南三省全面对接,时不我待。他在病中坚持工作,按时完成了任务,被考察队评为红旗手。

1964年,雷公山农业水利综合考察。七月的深山,蛇虫遍地,荆棘丛生,被砍伐后的竹桩遍山皆是,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黄威廉是植被组组长,带着队员深入深山老林做植被样方调查。白天干不完,晚上打电筒、点火把继续,直到深夜才收兵。

赫章县恒底,不通汽车,山路难走又不安全,被人称为“畏途”。黄威廉主动请缨,带着两个青年背上背包就出发,来回一周,翻山越岭约二百三十公里完成考察。

梵净山,贵州第一山,海拔两千四百米以上,悬崖陡峭,沟谷幽深。自 1963 年首次参与科考起,黄威廉先后八次踏足这片生态秘境,在他眼中,这里是藏满未知答案的科学迷宫。1980年,贵州省环保局启动梵净山大型综合科考项目,他出任总负责人,统筹贵师大、省科学院、多所农林院校科研力量组建科考队伍。年过五旬的他从不搞特殊待遇,与年轻队员同吃简餐、山间露宿,每日徒步数十公里穿梭密林,采集标本、测绘植被分布,全程亲力亲为。

此次科考迎来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在1979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学界热议周边省份均有冷杉分布,唯独贵州未见记载,黄威廉笃定判断:“贵州也一定有。如果没有发现,那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估计将来不是在西部的盘县八大山,就是在东部梵净山。”

1981年梵净山综合科考,在海拔两千一百至两千三百米的烂茶顶,黄威廉和队员终于发现了上百亩的冷杉林,这是一种此前从未被记载的冷杉新种。黄威廉将其命名为梵净山冷杉(Abies fanjingshanensis W.L.Huang,Y.L.Tu et S.Z.Fang),成果刊发于《植物分类学报》,一举填补世界植物分类学重要空白。

数月科考沉淀而成的《贵州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数据翔实、论证严谨。这部专著被送往全国各大科研机构,甚至传播至海外,成为梵净山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核心科学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米勒教授专程带队前来考察,八个国家的同行相继跟进研究。

近五十载科研生涯,黄威廉踏遍贵州八十多个县(市、区),乌江、赤水河、南盘江、北盘江、清水江、阳河等川流,有他洒下的汗水;梵净山、月亮山、天台山、大娄山、西凉山、龙头大山等有名贵州的高山上,留下了他的足迹。

教育一线的坚守

1983年-1985年,黄威廉出任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与此同时,自1978年起,他连续十八年担任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以学术为桥推动两岸交流。身兼数职,他却从未脱离教育一线,始终兼任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白天统筹全省科技事业、联络海峡两岸同胞,傍晚无论多晚,他都要赶回学校备课、批改作业、指导研究生。无数个深夜,地理系办公室的灯光都为他独自亮着。

有人提议让他转成行政编制,岗位薪资待遇、福利保障更加优厚,被他果断拒绝:“我的身份首先是贵师大教师,讲台才是我一辈子的主战场。”

繁杂行政工作挤占了全部休假、疗养、外出参会的空余时间,他主动舍弃所有休息机会,把全部闲暇留给学生。治学育人方面,他标准严苛、精益求精,绝不纵容学生敷衍应付学业;生活之中,他温和体恤、热心帮扶寒门学子,多名家境困难、生活拮据的学生,长期得到他生活费、学习资料资助,在他悉心引导下走上生态、地理科研道路。作为学校建校以来首位博士生指导教师,黄威廉数十载躬耕育人,数十年培育大批地理专业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高校、中学、科研机构,将拓荒治学的精神与潜心育人的火种播撒至四方。

学术声誉加身,黄老始终淡泊名利。

他曾三次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或院士候选人。对这些头衔,他淡然处之。1990年,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十一次来函,要求刊录他的名字和成就,承诺优先刊登、赠送烫金羊皮荣誉证书,均被他婉言谢绝:“虚名于我无用,国家也没有必要花这些外汇。”

1985年赴日本京都参加国际草地学术会议,按规定发给他二十多万日元和相当于二点八万日元的奖金。他把自己每天的吃住控制在最低限度,往返会场十二公里全程搭乘公共交通,从未乘坐出租车;归国之时,将省下五万多日元与部分美元补贴全数上交国家。

在美国访学期间,老同学赠予他一台价值三千余美元的专业电影摄像机与成套胶卷,他深知此类教学器材学校紧缺,毫不犹豫地将全套设备捐赠给贵州师范大学,服务全校师生教学实践。

教学之外,他以贵师大为核心阵地深耕本土科研。贵州坐拥丰富生物资源,却长期缺失系统完整的动植物典籍,家底不清严重制约生态保护与山地农业发展。为此黄威廉多方奔走,全力争取科研经费,牵头启动《贵州植物志》《贵州动物志》编纂工程。在当年经济基础薄弱的贵州,他为两项志书各筹措百万科研经费实属难得;依托贵师大完备标本馆藏、专业师资力量,集结全省四十余名科研人员历时十余年打磨书稿,彻底填补贵州本土生物资源系统性研究空白。

同时结合区域生态差异,在罗甸、望谟、晴隆等四类典型县域搭建农业科研试验基地,改良油茶、火龙果、芒果等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技术,把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现实路径,真正践行“科研扎根乡土、学术赋能黔地”的初心。

没有终点的人

2001年,七十六岁的黄威廉正式退休,结束四十九年讲台耕耘,但治学之路从未停下脚步。他埋首整理毕生教学手稿、野外科考资料,先后出版五部学术专著,发表十篇高质量专业论文,直至九十五岁高龄,仍完成人生最后一篇学术论文投稿。

年岁越高,他心中对母校的牵挂愈发浓厚,多次无偿将毕生珍藏的珍贵学术藏品、史料档案捐赠给贵州师范大学。

2008年,首次向学校档案馆捐赠 70 余件证书、照片、科考档案;

2011年,学校七十周年校庆,八十六岁的他专程捐出一万元现金与国画《花开富贵》,笔墨之间寄寓对母校繁荣发展的赤诚祝愿;

2017年,九十二岁高龄再度整理家中留存史料完成第二次大规模捐赠,累计百余件实物学术史料全部移交校档案馆永久留存,为校史、地理学科发展史留存不可复刻的一手珍贵资料……

2021年11月25日,黄威廉在贵阳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七岁。

他穷尽半生步履,踏遍贵州八十多个县区,践行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初心使命。由他一手搭建完善的植物地理教学体系,奠定了贵州师范大学地理学科全国优势特色专业的核心地位。

45年前,他在梵净山发现并命名的冷杉新种,至今仍静静生长在烂茶顶云雾缭绕的山脊上。成片的冷杉如同静默伫立的卫士,终年守护着黔山大地独有的生态秘境,也无声见证着一位师者以毕生光阴拓荒新学科的赤诚坚守。

教育启示:

四十九年的执教时长不仅是一段数字记录,更是读懂黄威廉教育家精神的一把钥匙。贵州师范大学为他提供了拓荒治学的土壤,而他用一辈子的坚守反哺学校、服务贵州。黄威廉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者从不会畏惧空白与困境,面对无大纲、无教材、无经验的学科难题,他不退缩、不等待,依靠实地调研自主搭建完整教学体系,这份敢为人先、迎难而上的拓荒精神,值得每一位新时代教育工作者学习。

教育工作者的力量,有时不在于走得有多快,而在于能不能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黄威廉在贵州的山野间跋涉了一辈子,把最难的课开出来,把最远的山走遍,把最冷门的学问做深。他从不讲什么大道理,只是日复一日地备课、考察、写书、带学生。这些沉默的积累,最终长成了一片森林——一个学科、一套教材、一批学生、一座山的保护、一部填补空白的专著。

真正的教育,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然后让后来者不必再从头开始。 

来源:贵州师范大学

供稿:刘进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