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业动静丨从1920的“禁酒令”看2025的“关税加码”百年轮回下的政策悖论与经济反噬

4月2日以来，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名，宣布对全球多国加征高额关税（中国34%、越南46%、日本24%等），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市场避险情绪达到顶峰。截至4月10日，美国对华关税加码至145%。

这一场景，让人不禁联想到百年前美国禁酒令的荒诞与挫败——前者试图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改变经济规律，却最终陷入“政策悖论”，催生非意图后果。从禁酒令到关税战，其随意干预经济背后的逻辑、代价与教训，或成为理解当前全球贸易冲突的一个关键切口。

历史对照：禁酒令的教训与高关税的相似性

1920年1月17日，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酒法案正式生效。法案规定：

1.凡是制造、售卖、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均属违法。

2.自己在家喝酒不算违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则属违法。

3.21岁以上的人才能买到酒，并需要出示年龄证明，而且只能到限定的地方购买。

美国禁酒查缉人员在销毁私酿酒

从理论上来说，禁止人们喝酒应该能提升社会整体的治安和道德水平，也能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在1920年至1933年间，美国在实施禁酒令的过程中却发现并非如此。

首先，禁酒令不仅没有促成美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反而带来了黑帮的迅速崛起。据统计，禁酒令催生的非法酒类贸易规模迅速膨胀至数十亿美元，形成庞大的地下经济网络。

黑社会势力借此实现组织化升级，例如芝加哥黑帮教父阿尔·卡彭通过走私烈酒构建犯罪帝国，其年利润高达1亿美元，并通过贿赂政客、警察构建保护伞。犯罪集团甚至发展出跨国走私链条。底特律因毗邻加拿大成为酒水走私枢纽，走私者采用货车底盘、暖水壶等隐蔽方式运输，边境城市演变为犯罪温床。

图为1924年6月12日，偷运的苏格兰威士忌被装在掏空的面包里

在禁酒令执行期间，执法机构也陷入困境。纽约市高峰期出现上万家地下酒吧，门卫通过窥视孔鉴别顾客身份；警察系统受贿率激增，政府内部出现“监守自盗”现象；宗教用酒特许制度被滥用为私酒交易通道；医疗系统同样失守，医生开具威士忌处方量异常增长，部分医师转型为地下酒商。执法成本与非法利润形成悬殊对比。

在经济方面，合法酒类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酿酒业产值萎缩70%，葡萄酒产业因葡萄种植面积缩减濒临崩溃，产业链上下游超10万人失业。与此同时，私酒价格飙升，进一步刺激了黑市交易。这种经济畸形在1929年大萧条中雪上加霜，失业潮与非法经济交织形成恶性循环。在举国低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呼吁解除禁酒令。

全球连锁反应：供应链与消费成本激增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理论指出，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经济学比较优势原理。

通俗来讲，每个国家以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互交换，以达到互利互惠。

以苹果手机产业为例，美国因成本原因在本国产量相对较少，将生产链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低的国家，生产成本低的国家得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和就业岗位，美国消费者则得到相对便宜的手机，双方都可受益。这是基于经济学比较优势原理形成的结果。

然而，在特朗普盲目提高关税后，手机零部件成本上升，苹果公司不得不调整生产计划，暂停国外生产线，并将产业供应链转移。而由于生产成本增加，最终售价也将相应增加，最终这些成本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因此，特朗普盲目提高关税，这不仅无益于提升美国经济发展，同时将损害全球数百万供应商和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稳定影响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股市、汇市等金融市场波动频繁。同时，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贸易的量下降将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据报道，自美国加征关税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世界银行前副行长伊恩·戈尔丁曾表示，美国经济衰退或许不需要一年，甚至可能在两个季度后就会发生，这取决于美国政府想要在多大程度上升级高关税。

若美关税政策持续，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也将大幅下滑。

互惠互利：让经济理性重归主导

1933年，美国因大萧条废除禁酒令，酿酒业复苏带动就业与税收；2025年的关税政策亦面临转折：若企业利润下滑、通胀失控，政策回调将成必然。若美国继续滥用“关税武器”，不仅加速自身孤立，更将撕裂多边贸易体系。

历史为鉴，任何以行政强制替代市场规律的政策，终将因经济反噬而调整。正如1933年，禁酒令因经济反噬而废除，关税政策亦需在市场规律倒逼下回调，让经济理性重归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