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苗族的形成与发展

考查苗族的来源，首先应从中国史前资料进行探索。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认为：《尚书》及其他儒家著作中称：“尧、舜、禹、契（商之始祖）、弃（即后稷，周之始祖）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对另一个氏族的有苗，则被视为是与他们各异的族系。”范文澜《汉族自秦汉起成为中国统一的国家的原因》中说：“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活动场所，原来他们也曾住在中原境内，或离开中原不远的地区。后来这些夷、戎、狄、蛮随着社会的动荡，致使各自社会的发展状况也相应地有所变化。一部分融合到华夏民族之中，一部分则分头迁徙，形成边疆山区的少数民族，演变为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还有顾颉刚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也说：“凡是春秋时的‘诸夏’以外的国家，有如楚（蛮）、秦（戎），……已经都被拉过来和向来的‘诸夏’（夏、商、周）……并作一族人了。”这个观点的提出，正与范文澜的论据同属一种类型。

现从“䜌”“有苗”“三苗”“南蛮”的含义中，试图寻出苗族来源的根据。《帝王世纪》：“帝尧陶氏，……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丹水系指今汉水上游，尧在丹水之浦作战的对方为“三苗”。而“三苗”正是“南蛮”中毗连“诸夏”的主要集团。所以，史籍对它又有“苗蛮”之称。当代语言学界提出“䜌”字曾见之于金文，认为即今通用的“蛮”字。并说，“蛮”字的古音读法与今苗瑤集团某些支系的自称相近。因而，拟定“汉语古蛮字是苗、瑶语古代自称的音译。”古代部落往往以“人”的名称作为部落的名称。在早期，“䜌”字当无贬义，后来其他强大集团把他们统治了，始在下面缀上一个“虫”字，表达是被征服的身份，从而因袭下来（见《民族语文》1983年第6期，李永燧《关于苗瑶的自称——兼说蛮》）。

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到尧、舜以及夏代的禹，已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发展到地域性的部落联盟。到夏启开始建国，甲骨文里没有国字，只屡见的中“邑”字。汤的邑有七十里，周以百里见称，他们的子孙随着武力的发展，不断扩充领土，国家的领域越来越大了。三苗集团在唐、虞、夏三代更替的岁月中逐步南移，先在汉水和淮水流域分布，随后南移到长江中游地区，据守左洞庭，右彭蠡一带地方。到春秋战国时期，它受着楚国奴隶主的残酷镇压，迫使他们有些支系向着西方和南方迁徙。三苗迁徙的分布状况，大体是西迁部分形成了苗族，南迁部分形成了瑶族或畲族。至于遗留在江汉地区的这一部分，则融合到华夏集团之中。

洞庭彭蠡之滨原是三苗集团的根据地，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被人将集团名称改为“般瓠蛮”，至此分为苗、瑶两个族，各向西方和南方山区分散迁徙。苗族中又分为两个支系：一支分布在腊尔山区，到明代朱元璋派人前来设置卫所驻兵屯垦，并筑一道边墙将苗寨封锁起来。由于屯兵奸商磕诈苗人，到清代乾嘉年间，激起苗民的大起义。同时，还有一支苗族顺着沅江而上，开辟武陵山区聚族而居。到隋、唐时期，却被外来谢氏领主进行长期统治。宋、元、明三代连续受到他族土官的奴役剥削。清代雍正王朝首先在此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设置六个厅治，征税勒索白银。到咸同年间，苗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起义。

历史文献记载洞庭湖有个石矶叫“苗乌头石”，在自然物上冠以某个族名，其缘由必有所本。传说洞庭湖中的“君山”，原名“苗山”，直接与苗族名称有关。特别是，唐代两大诗人对于苗族都有具体的指点。白居易回乡过洞庭湖，有“疑是苗人顽，恃险不终役”之句。刘禹锡被贬官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写出“蛮衣斑斓布，时节礼的般瓠”的诗篇，还为苗瑶润色歌谣。以上事迹足以证实，洞庭湖原是苗瑶两族的发祥地。

此外，早在魏、晋时期，还有一支般瓠蛮即由巫峡溯江迁到巴郡境内。到南北朝战争频发年代，各族豪右聚众自雄。因而，三峡苗族也出现了封建领主，阻挠三峡水上运输，控制王朝的交通要道。这些苗族封建领主是，“蛮族大姓田氏、桓氏、梅氏、鲁氏皆信奉槃瓠，直言不讳是般瓠之后。”（见《魏书·田益宗传》）到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武帝派遣陆腾、司马裔率领大军进行镇压，致使无数的“蛮蜑”惨遭杀戮，随即四散迁徙。到公元618年，唐代统一全国，这支苗族有的仍然留在三峡两岸，有的则溯江西上，分布到渝州（今重庆市）东南地区，以及乌江下游。我国大诗人杜甫于公元766年寓居夔府（今四川奉节），发现当地有般瓠蛮分布，于是发出“五溪衣服共云山”的感叹。嗣经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派人前往川东地区普遍调查，证实川东苗族与湘西和黔东北苗族的方言和习俗完全一致。

从两江到南北朝，苗、汉交错杂居，向汉族融合的人数越来越多。唐、宋、元、明、清直到民国时期，苗族广泛吸收汉文化，大幅度出现程度不同的汉苗融合。

作者介绍：

贺国鉴（1908-2002），字镜湖，苗族，贵州松桃人。长期以来，专门从事苗族史研究，重点调查搜集了苗族从原始社会到唐宋时期的大量史料，为参与编写《苗族简史》作了准备。《苗族简史》出版后，填补了苗族历史上没有专史的空白，并获得贵州省政府颁发的省社科成果奖。撰写苗族专题论文30多篇，参加古夜郎的调查研究工作，发表《夜郎五县故址再考释》《苗族原始社会的探讨》《陶新春传》《陶新春续传》等文。特别是对夜郎史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曾担任贵州省苗学会顾问，贵州史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会会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