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说法丨73岁老人殴打8月大男婴致死获刑12年，孩子生母该负什么法律责任？
因一时泄愤，亲手将一个8个月大的生命推向终点。近日，一起发生在周某与高某之间的悲剧引发关注：73岁大爷周某与女子高某通过朋友认识交往，高某带着孩子到周某家中并与其发生关系，次日高某将8个月大的男婴留在其家中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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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至7月期间，周某独自照顾抚养婴儿，因对高某不管孩子、孩子哭闹等不满，为了泄愤，周某多次使用竹制痒痒挠殴打婴儿，又因害怕殴打孩子的行为暴露未送医，男婴最终死亡。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周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行凶者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是这起悲剧依旧让很多网友难以释怀：亲生母亲将这么小的孩子留在他人家中长达一个月，难道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么？我们邀请到贵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陆顶盘律师进行专业解答。
首先，大家会问73岁老人犯罪，是否因年龄大而免刑？结论非常明确：年龄大，不是“免罪金牌”，更换不来“免刑”。
我国对老年人犯罪确有一定的从宽政策，但它有明确的门槛和限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之一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请大家注意两个关键点：一是门槛是“已满七十五周岁”，本案的周某行为时73岁，根本没到这条线，压根谈不上适用这一从宽条款；二是即便满了75岁，对故意犯罪也只是“可以”从轻、减轻，是法官斟酌的余地，不是“必须”，更不是“免除”。法律从来没有“多少岁以上犯罪就不追究、不坐牢”的规定。
相反，本案被害人是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8个月大婴儿，这种针对婴幼儿的暴力，本身就是从重处罚的情节，与“从宽”的方向恰恰相反。
司法实践对此把握得很清楚。广西曾有一起案件，一名七十一岁的被告人因琐事持羊角锤多次击打他人头部致死，辩护人以“年龄较大”为由请求从轻，法院明确驳回：只有作案时年满75周岁才可能依法从轻、减轻，本案被告人并不符合这个条件，何况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犯罪，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重刑。可见，对于这种主动、严重的暴力犯罪，“我年纪大了”绝不是可以逃避刑罚的理由。
那案件中的“害怕暴露未送医”为什么会成为加重的情节呢？这要从一个法律道理说起：当你的行为已经把别人置于危险之中时，法律就给你设定了一项救助义务。周某反复殴打婴儿，孩子已经因伤命悬一线，这时他作为唯一在场的看护人，依法、依理、依良心都应当立即送医。可他偏偏因为“怕殴打的事情败露”，眼睁睁看着孩子病情恶化而不送医。这种“该救不救”的不作为，既是导致孩子最终死亡的关键一环，更暴露出他为掩盖自己的罪行、不惜放任一条幼小生命消逝的极深主观恶性。这种情节，法院在量刑时必然从重评价。
本案的周某正是如此。孩子已被打得奄奄一息，他想到的不是抢救生命，而是怕殴打的事情败露。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在把人打伤之后，为逃避责任、掩盖罪行而拒不施救、眼看伤者死亡的，往往被认定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依法从重处罚。说到底，“打了人还想方设法隐瞒、放任后果发生”，换来的只会是更重的刑责。
那这起案件为何被定为“故意伤害”，而非“过失”或“虐待”呢？这是本案在定性上最值得讲清楚的地方。要回答它，得先弄明白这几个罪名的界限在哪里。
先说为什么是“故意伤害”，而不是“过失致人死亡”。两者的分水岭，在于行为人对“伤害”这件事到底是不是故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去损害他人身体；其中“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正是周某被判十二年的法条依据。而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针对的是行为人本身没有伤害的故意、纯因疏忽或者过于自信而酿成死亡的情形，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回到本案，周某是“多次使用竹制痒痒挠殴打”一个8个月的婴儿，这是一次又一次主动的、有意的击打，对“要伤害孩子”这件事，他是完全清楚、完全故意的。至于孩子最终死亡，则是这种持续伤害行为加上拒不送医造成的加重结果。所以，他构成的是“故意伤害（致死）”，而绝不是什么“一不小心”的过失。
这一点，贵州一个案例的判决讲得很透。黔西南州兴义市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一名母亲在照看两岁多幼子期间长期殴打，孩子一度被打成颅脑损伤住院，出院时医生明确叮嘱不能再碰头部，她仍然继续殴打，最终致孩子死亡。被告人辩称自己只是“过失致人死亡”，法院未予采纳。明知医嘱、明知危险仍放任后果发生，这是故意而非过失，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可见，只要是主动、反复的暴力殴打，“我不是故意要他死”这种辩解，挡不住故意伤害罪的认定。
再说为什么不是“虐待”。很多人以为长期打孩子就是“虐待罪”，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法律门槛。《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虐待罪，对象限定为“家庭成员”。也就是说，必须发生在有血缘、婚姻或者共同生活关系的家庭内部。而周某只是婴儿生母刚通过朋友认识、临时把孩子留下照看的人，和孩子之间根本不存在“家庭成员”关系，所以套不上虐待罪。
那有人会追问，法律里不是还有一个“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吗？周某临时照看孩子，是不是该按这个罪定？这就涉及一个“罪名打架时怎么办”的规则。《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确实规定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看护人、情节恶劣的，构成犯罪。本案被害的婴儿正属于其中的“未成年人”，周某临时看护孩子，确有可能落入这个罪。但同一条文的第三款写得很清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最高才三年，而故意伤害致死是十年起步、最高可至死刑。两相比较，当然要按更重的故意伤害罪来定。所以，最终落在周某头上的，是与他罪行相称的故意伤害（致死）罪，而不是那些明显轻得多的罪名。
最后，这起案件中，母亲的失职为何没有定论，这正是很多网友最难释怀的问题。把8个月大的亲生骨肉，丢在一个刚认识的老人家里长达一个月、不闻不问，难道不用负法律责任吗？结论是：高某的行为很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上的遗弃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就是遗弃罪。我们把它拆开，对照高某的行为来看：
其一，对象。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是典型的“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离开成年人的照料根本无法生存。
其二，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也是天经地义的。生母高某，是这个孩子法律上、血缘上的第一责任人。
其三，行为。她把孩子往一个仅靠朋友介绍、刚认识不久的老人家里一放，转身离开，长达一个月不管不顾，这已经不是正常的“托付照看”，而是对抚养义务的彻底撂挑子，符合遗弃罪“拒绝扶养”的特征。
其四，情节恶劣。被害人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弃置时间长达一个月、并且最终酿成了孩子死亡的惨痛后果。这几个因素叠加，很可能被认定为“情节恶劣”，从而构成遗弃罪。
这并非纸上谈兵，贵州就有真实的判例。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过一起案件：一名父亲在离婚后本应抚养3岁多的儿子，却把孩子带到贵阳北站售票厅外一丢，独自飞往外地，还长期向前妻隐瞒，孩子被公安在福利院找回。法院认定其将负有抚养义务、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孩子遗弃、情节恶劣，构成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维持过一起判决：父亲将一对年幼子女送回老家后独自外出打工、长期不尽抚养义务、任由孩子靠村民和民政救济度日，同样被以遗弃罪追究刑责。可见，“生而不养”，在法律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过，有两点必须向大家讲清楚，避免误解。第一，高某要不要为孩子的“死亡”负责，要分情况看。如果她事先并不知道周某有暴力倾向，那么对孩子被打死这个结果，她通常不另外承担故意伤害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刑事责任主要落在“遗弃”这一行为本身；但如果有证据证明她明知周某可能伤害孩子仍然狠心弃置，那么性质和责任都会更重。第二，为什么是遗弃罪，而不是更重的故意杀人罪？关键要看行为人对孩子的死亡有没有“放任”的故意，而这往往通过他有没有断绝孩子获救的可能来判断。本案中，高某毕竟是把孩子交给了一个具体的人照看，客观上孩子仍处在“有人照管”的状态，难以认定她对死亡持放任态度，故通常指向遗弃罪。
作为对比，外地曾有这样的案件：一名母亲把两个年幼的女儿（分别只有两岁、一岁）反锁在家中、只留下少量食物便离家一个多月，彻底剥夺了孩子获救的机会，最终两个孩子衰竭死亡。最后，法院认定她对孩子的死亡持放任态度，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判处了无期徒刑。一个是“不管不顾”，一个是“放任其死”，两相对照，分寸立见。
当然，高某最终是否被追究、以何种罪名追究，取决于司法机关根据全部证据作出的认定。但无论如何，这起悲剧都给所有为人父母者敲响了警钟：把孩子带到世上，依法抚养、尽心守护，是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绝不是想甩就能甩掉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