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莫友芝的一件信稿——《且闿遗稿》选篇
余自舞勺之年，即从乡先辈表伯赵恺乃康师受学先后五年。赵师亲炙于郑子尹之子郑伯更之门，对余讲授史汉及唐宋古文名篇之外，并以程春海传授子尹“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一语谆谆训示，授余以许氏《说文解字》一书，令余逐字研习。
——杨祖恺
莫友芝的一件信稿
鄂生四兄年大人左右：
承三月朔重安军次惠书，並《黔诗纪略》刻资五百两，苏州银号协同同庆会兑，九七平，于五月卄九至江宁舍祥弟所，友芝方在维扬。六月二日奉到，始悉吾鄂老为桑梓军事，戮力驰驱，以成破竹之势，乃犹中间掣挠，蜚挠百端，天下安知真是？惟平情处之，以消诸障，以策我成事，他勿深计也。古来肯担当艰巨人，未有遭此等而不委曲周旋，以期于潜移不觉者，鄂老担当艰巨，不愧古人，是所夙信，但意气稍盛之处，恐亦时有以生众端。“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湛兮似若存，”老氏此言，千万留意。
友芝馆吴门书局二年，以主者议论不协，昨冬辞去。今春鄂督、抚及香涛学使又以新开文昌书院讲席见招，而厐省三都转又坚请扬州书局，亦力辞之。投老奔波，任人拨置，于自己安身立命，都荒废不可收拾。故乡骤不能归，飄泊伊于胡底？前途逼仄，念之悚然。
二月中，以李协相将征黔，走鄂送之，并条陈事宜，亦以善后最难。地方官必得贤员，最为亟要，与鄂老所见，不期而合。又荐所知数人，即鄂老为举首，惜李相旋改援陕，黔事且从搁置，计摧逆抚顺以格有苗，复我疆土，吾鄂老可优为；独善后审官，自李相外，他人皆作不到。固恐黔乱之未遽已，唯鄂老善为之耳。
三月尾，自鄂驰还秣陵，将为大儿彝孙谋顺天乡试，而乃先以月半夭亡，老客遭此，怀抱可知。甚怪舍六弟前数年何不早寄我黔诗，今则仅次子绳孙学太浅，又绊两淮盐曹卑官，不能少助；且润色钩（原字：钅句）稽，亦非衰病所能更精。然此事更不可已，其芜率处，拟一一听之。惟客中浏览，约增旧编失收考二十家，其已载之君采、龙友两家，增诗二百余首而已，奈何奈何。
所来刻资，若在黔蜀，已宽然有余；而在东南，仅能就功之半，以数省皆开局刻书，而乎民经乱消落，造就不及之故。所不足者，舍祥弟及黎莼斋当任之。但刻成最速亦须两年，最新缮稿，势不能亟促了事。
鄂老跋如命为之，断不致误，前在鄂亟还，香涛方按试荆州，未得泝流一晤，並访子寿先生，是此行缺典。子寿黔诗序，柏容曾抄以来，仅及柏容之编诗，于本书都不契勘，殆不可用；必欲两君为序，页书成数卷后，印以记之更索，乃得当也。
伏暑中，起居何如？戎事倥偬，得稍息否？书到计当及秋半，尔时必能大就胜算，逖听为快。挥汗具复不次，伏惟为时珍摄。
庚年六月九日邗上，年愚弟莫友芝手状。
曾寄舍弟书，付提饷者，恐不即至，更作数字，烦速寄之。
按：此稿系清代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写给遵义唐鄂生的一封信的墨稿本，现在贵州省图书馆，纸本，稿内涂改的字句较多，但除个别字外都可以清晰地认识，可能是当时的初稿，而从信内反映的事实内容，词句的简练得体和笔记的纯熟自然，都可认定为不是赝品，文稿所写的时间，是庚午六月，以内容来查证，应为同治九年（1870年），从这一封文稿中，可以提供我们考证的历史资料是很多的，因为从年代讲，它已是距今一百年前的文物资料。特别对于莫唐等人的学术活动，都是极为珍贵的可靠资料之一。下面试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信稿的双方为莫友芝和唐鄂生，关于莫友芝的生平概况，已见拙著《莫友芝一家的学术活动》一文；唐鄂生，名炯、遵义县人，湖北布政使唐树义之子，官至云南省矿务大臣，为张之洞香涛的内弟，民国《贵州通志》有传，都不再详述。信内主要谈到的是关于刊印《黔诗纪略》的事，首先是唐鄂生寄银五百两给莫友芝，资助莫友芝刊印他自己编写的《黔诗纪略》，莫复信稿中，谈此事篇幅较多，因为莫友芝编写的《黔诗纪略》三十三卷，是唐树义未死前即鼓励莫友芝和黎伯庸分别撰写的，莫收集明代，黎收清代，黎收的清诗，先已因兵乱遗失，莫收的明诗还大致保留，这时唐树义已死，而莫友芝离开贵州亦已多年，这时唐鄂生寄五百多两银给莫，让他刊印此稿，以完成其父遗愿。
信中反映了莫友芝的晚年境况，他自称“馆吴门书局二年”，是指他曾应江苏巡抚丁日昌之聘，任苏州江南书局的主纂者，以意见不合辞去，盐运使厐省三又聘他主持扬州书局，他也未就，这时李鸿章任两湖总督，与湖北巡抚郭柏荫、学政张之洞都有意聘他去任武昌文昌书院掌院事，他也未就，他却因李有到贵州主持军务之事，特专程去武昌向李陈述对贵州军务善后的建议（他的建议载《郘亭遗文》），从他的观点立场，是站在当时统治阶级镇压少数民族革命的立场，应予批判的，但作为一个贵州的知识分子，他十分关心家人的安全，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信中还说到长子彝孙和次子绳孙的事，彝孙字伯鬯，早为秀才，且有学术根底，为郑子尹的三女薲于的未婚夫，未结婚而郑女先死，彝孙正因黔乱未归，准备去参加顺天（即北京）会试，却因病夭亡。其次子绳孙字仲武，此时为两淮候补盐大使，友芝说他官卑学浅，不能为他在学术著作上的得力助手。从文中可看出。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所见到的一本《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王明根、吴浩坤、柏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随便举一个例：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在有一部《徐霞客游记》（残本）极为珍贵。上有莫绳孙影山草堂图记。查各种专门考查人名代工具书，都无法知道莫绳孙究系何许人。一翻《中国丛书综录》，便见咸丰时目录学家莫友芝先生《影山草堂六种》，其中有二种书是同治年间莫绳孙印刊。从此便得到一个线索，使我们知道‘影山草堂’为莫氏书室名，莫绳孙当是莫友芝的后人（绳孙、绳武均为莫友芝之子）……”莫友芝仅有二子，彝孙先死，绳孙为其次子，此书举例中又有绳武等均为莫友芝之子的话，这就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们现在看到此信稿，就更有力的证实前书记述之错误，不言自明了。
文稿中规劝唐炯的一段话，並指出唐的“意气稍盛之处，恐亦时有以生众端。”按民国《贵州通志》：同治六年，唐以四川绥定知府奉调带兵援黔。四月，率兵渡乌江，时黔东南数十州县，皆悍贼纵横无靖地……炯至数月间，生摘刘义顺……而王超凡等或阵斩，或归顺，号匪悉平……炯因驻军重安司，拟扫荡余螫，进窥苗疆，以清乱本。殊黔中大吏多不法，虑炯讦其私，川督吴棠又怨其不附已，函劾炯，以提督周达武接受其事。又据乐嘉荃《稼泉日记》有云：“同治七年，遵义唐鄂生以四川知府督师援助，迭著勋绩，旋似蜀黔大吏有商撤黔蜀师之议，因自黄平移师平越、瓮安就粮待撤，讵料操之过急，地方复罹水火，连陷坚城，父老每及此举，愤不能平。”武陵刘凤苞有黄平题诗四首，兹录其三首：“曾绾雄师出蜀中，延黔一试付沙虫。抽兵早失黄平险，袖手看人血战红。”“十万明珠买玉颜，进来无力佩刀环。新安驿外春为海，那有雄心下百蛮。”“十万腰缠人帝都，宦囊都说一身无。铜山西去脂膏尽，多少苍生泪眼枯。”
唐炯的功罪，本文不作更多的分析，他当时处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推诿倾轧的官场里，固然有客观的困难，但他个人有私生活和负意气等方面的缺点，从以上三诗看来，也是会引起当时大众的不满。友芝在文稿中规劝他的话，也还是中肯的。
以上是对这件文物的初步体会：一件件的文物，其价值是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历史的佐证，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绝不同于旧社会的“附庸风雅”和“玩物丧志”。因此，每件文物都应该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所以哪怕是片纸文字，都可以为研究工作提供资料，这是至今文物工作同志的神圣职责，也是广大研究工作人员所热烈欢迎的。
杨祖恺（1915-2010），出生于贵州遵义 ，精于隶篆，省内名胜古迹均有墨迹存世。1980 年后参加地方史志编纂、古籍整理等工作，曾任贵州地方志编委会特约编纂、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等职，1985 年受聘省文史馆馆员。出版有诗词联文合集《将就斋杂稿 》，遗著有《且闿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