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从《母教录》看晚清贵州著名学者的家庭教育 ——《桑榆非晚献余晖》选篇

与其让世俗流行的空话、套话去耗费诸君的宝贵时光，不如留白让诸君斧正。无师友、领导、同仁及后学、拙荆之教诲、鞭策、帮扶、支助，绝无有野老理想人格之实现，为学方略之渐成，经师人师之进步。文章千古事，成败任君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谭佛佑

从郑珍的《母教录》看晚清贵州著名学者的家庭教育

我国自古来都重视家庭教育，且已成为传统。历代的《家训》《家教》《家范》之类，已为我们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贵州地处边疆，开放较晚，然明初置省以来，文教风化，人文渐盛。及清，教育学术已不亚于内地，人才亦辈出矣。就其贵州人才的成长和卓著的成就看，家庭母教，仍不失为重要原因。如清道、咸时“崛起西南，蔚为儒宗”（陈夔龙《巢经巢文集序》）的遵义郑珍，他所撰的《母教录》便是其中之一。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为晚清著名的学者、诗人、艺术家。他一生艰苦卓绝，励志苦学，肘不离案，衣不解带，“对书见日落，忽复窗已光。”他长于经学，尤精训释，文宗韩柳，严谨峭洁；诗歌风骨力追盛唐，独具一格；史学成就更是独占鳌头，主编《遵义府志》四十八卷。为地方志书之珍。是个名副其实的巨儒高才。

《母教录》系郑珍回忆母亲日常居家处事、劳动教子等方面的言行片断，如语录条文，多是一事一条，不成体系。不过，我们从这些片断的条文中，还是可以看出郑母家教的内容丰富，要求严格，教育也很得法，效果确实显著。

《母教录》的内容并没有跳出封建时代家庭教育的窠臼，不过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家庭条件以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有许多东西仍值得我们借鉴。归纳下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教读书

郑母教子要勤奋认真读书，其目的不在于升官发财。她认为“宦险路”，要郑珍读书“勿可图仕”。如果生活困难，经济不敷，宁可教书度日，读书只是要“知礼”“做个人样”“不堕先声”。

读什么书，《母教录》中没有说明。如从郑母以陪嫁的耳环为郑珍买书一节和其他有关记载看，不外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诗词声韵，文字训诂之类。郑珍的成就，也是在这几个方面。

要认真读书，怎样读书才有收获，郑母也有许多具体的教导。首先，为郑珍创造读书的条件。她在穷困的环境中，尽一切努力供给郑珍读书。郑珍10岁那年，为开资一年的学费，她耗尽“嫁时银饰”。因为她懂得藏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所以她常引用古话说：“一世买书三世读”。这些作法，对郑珍更是直接的鼓舞和教育。所以，郑珍才写下了“家贫读书仰母慈”的诗句。其次，郑母还教育郑珍要抓紧时间，发愤读书。郑母常说：我一年到头白天黑夜劳动，“忙得不了……方挪得尔去读书，尔想此一本书，是我多少汗水换出来，焉得不发愤？”此外，郑珍要正确读书，即不可贪多务得，每读一卷，都要抓住要领。她说：对于书，“焉能读尽，能一卷中得一句两句，便有益不少。”

郑母教子读书的言行，在郑珍身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天看来，仍有一定道理，值得我们借鉴。

（二）教做人

郑母对于做人，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知书达理。即“必勤，必正”“力本”“孝弟长厚”“不酗酒，不言博”（《巢经巢文集》卷六《先妣黎太孺人墓表》）。

做人，必须老老实实，不可去做坏事。郑母认为一定要把好第一关，如果一次失手，以后便不可收拾。她说：“故凡一切坏事，只拿定主见，宁忍耐着，莫去试手。语云：一回是徒弟，二回是师傅。若做了一次，便觉得如此也不防，往后越做得有味，直以为好事了。”

做人，要养成良好的性格，心地要善良，要温文尔雅，不可急躁，更不可悍暴。她说：“家有一善良者，鸡犬之类必常亲近之；悍暴则呼之反去。性不驯善，畜牲犹恶，而况人乎？”还说：“人性急，真可笑，如饮食，饭未熟，终要得它熟，不成一急它便为尔熟也？”

做人，还必须正确地处理各种关系。家庭中叔婶兄弟之间，姐妹妯娌之间，要“诚诚实实与之言，一切闲是闲非，总不理会”。家务事情，要争先多做，要诚恳待人。“若父母舅姑止我一人，我未必不事事要做，即无不和睦之理。”“亲友间，非有大故，当委曲完全，不可便破脸破相。”

此外，郑母还经常教训郑珍要处好同学朋友之间的关系“毋得罪于朋友”“于贤者，常亲之，事事尽诚实焉；于不贤者，亦常亲之，事事勿沾焉。如此则贤者乐教汝，不贤者未从笞骂汝”。

（三）教俭朴

生活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历代人民群众所重视。俭朴，对于仕宦之家，尤为重要。郑母说：“人家无论有无，皆当勤苦节俭。”一切生活用品，“谨食谨用，不可胡乱作践。”她本人勤苦备至，做出榜样，“嫁时布帐，到今四十年，虽破旧，绫罗我不易也”。穿着，她坚持“居家穿破布衣裳，尽便劳辱。若出外，则可布素，不可褴褛。”她认为穿着不整洁，“拖衣落饰”要“招人作贱”，但“惟不可讲究华丽”。这些教训，都是很宝贵的。

在生活食用上，为了节俭，郑母教育子弟“凡事物必留有余地”，如“用一斤笋叶，随存六七片，屋漏时即可插瓦缝……”吃菹酱，每顿仅一小方，吃完再添。一方面节俭，另一方面如多加，吃不完若狼籍，使人“必生不洁之厌。”郑母在饮食方面，不仅注意节俭，而且还注意清洁卫生。

郑母在教育子弟的过程中，还特别注意方法。她从不粗声大气叱骂，更不体罚子弟，总是晓之以理，感之以情，总是轻言细语，和颜悦色。我们从《母教录》中，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环境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其作用之巨大，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古人早有卓见。“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孟母三迁，成为千古美谈。

郑珍少年所居乡里，风气之恶劣，其不堪言状。郑母深知，环境对教子成才的重要，这样恶劣的环境，“非居子所，迁志遂决”。于是，便于嘉庆己卯（1819年）郑珍14岁那年“东徙依母家，居斤竹溪上。”郑珍在外祖家，不仅继续接受母教，且又得从浙江奔丧归来的舅父黎恂的教导指点，更得读许多书籍。由是，不仅避免了天旺里的恶习污染，学业品行反而大得进展，为将来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身教重于言教

父母是子女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诸如郑母要教子弟勤劳，她本人一年到头，总是勤勤恳恳地劳作，从未有过一刻偷闲。她说：“凡事一 经手作，便是有味。若都没有用过心力，任说出血来，尔只看是白水。”

（三）因材施教

就郑母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知识水平，当然不可能从理论上理解因材施教。但她在教育子弟的实践中，也多少悟出一点道理，必须根据儿童的认识水平，接受能力去进行教育。如有一次郑珍对他的小儿讲苏东坡的诗，因诗较深，小儿听不懂而感到茫然。郑母马上批评说：“与小儿言，当就他所知处告之，太宽则不得头脑，亦且厌听。”所以，她要郑珍教小儿一定要让小儿对其所教感兴趣，小儿就随学愿做，能专心一意，不觉是负担。这些认识无疑都是正确的。

（四）关怀诱导

郑母首先指出两种错误的教育方法：一种是“凡怒子弟，小则骂，大则笞”；另一种是“于子弟有不喜处，终日不理睬之”。并说明其危害，还进行严厉的批评。她认为家长的打骂，子弟当下表面“自知悔愧”，实际“藏怒”内心。这不仅不能教好子弟，反而“自取烦恼”。至于不理睬子弟，她认为做父母的不可能一辈子不理睬子弟，只是早晚而矣，了不起两三日，总要理睬。如是，不仅起不到及时教育和以情感化的作用，相反让子弟钻了空子，“又落得两三日顽混”，学得更坏。所以，郑母主张子弟有错，决不可打骂，也不能不睬，应予热情关怀，更亲近子弟，以便马上进行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正面鼓励。必要时，还可给点物质小利，加以诱导。如有一孙儿，“常读书不成背”，据了解，是不专心所致。郑母便对他说：“尔速成背，我与某物吃，同我往某去作某事。”这是郑母从古代一教子的好方法中吸取的营养，“择其所嗜，必先受业”“择其所乐，必先有习”。

综观《母教录》，在160余年前的贵州，确实不愧为一本家庭母教的好教科书，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前人多从母子之爱，感母恩情等方面评价和予以肯定，而没有很好地发掘它在当时家庭教育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它在教育，特别在家庭和母亲的教育方面的意义，显得尤其重要。

谭佛佑，号安平野叟，1938年生，贵州平坝人，贵州师范学院（原贵州教育学院）教授，省内知名学者。现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教育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潜心研习教育理论、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贵州历史文化教育等课题，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若干篇。在数十种学术刊物发表《论黔中王门与明代贵州的书院》《贵州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等学术论文近百篇。主编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先秦卷、《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