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说夜郎丨“强盗出于赌博，命案出于奸情”，册亨坝旁石碑上的朴素法律观

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册亨县八渡镇坝旁寨祭山榕树下，立有两通乡规民约碑，时间相隔仅两年。一通“咸丰十年（1860年）□月初三吉旦立”。另一通“祺祥元年（1862年）正月初六日吉旦立”。“祺祥”是被废除的年号，实物少见。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皇帝驾崩承德避暑山庄，死前遗诏载淳为帝。顾命大臣为新皇帝取年号“祺祥”，但下诏不久便被质疑。一是历史上从未使用带“祺”的年号，二是带“祥”的年号也极少，不吉利，如南宋末代皇帝使用“祥兴”年号，很快被灭。同年十一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掉几位顾命大臣，改年号“同治”，寓意太后与皇帝共同治理，同时废除“祺祥”年号。猜测当时清廷诏改的圣旨还未传到册亨，故这通石碑仍用“祺祥”年号。

坝旁位于大榕树下的两通石碑

咸丰十年（1860年）石碑断成上下两截，但文字基本清晰，额题“石碑”二字，全文楷书阴刻。开篇道：“尝闻强盗出于赌博，命案出于奸情。欲绝盗源，须除赌博。欲冺命案，须除奸情。”这个“冺”，就是泯灭、灭绝的意思。又云：“除赌博，而乡中之男良善。除奸情，而邑内之女贞节。”又云：“几于寨中，虽属壤地褊小，亦皆莫非皇土。”“壤地褊小”‌是孟子形容滕国面积狭小，这里比喻寨子虽小，但仍是朝廷治下土地。碑文又展望：“父務之教，必先子弟之率谨。”出自司马相如《喻巴蜀檄》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即长辈率先垂范，晚辈的行为才严谨。碑文又引用《孟子·滕文公上》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即乡人要互帮互助，和睦共处。“男无觊觎，女思贞节，革旧从新”，从而使村寨风气达到韩非子说的“路不拾遗”，苏东坡笔下的“狗不吠盗”，最后“不亦宜乎”,这样不是很好吗？

咸丰十年（1860年）册亨坝旁石碑

碑文第二段描述乱象。一是“倘若何人效往，乡党不睦”，即效仿过去恶习，导致邻里不和。二是“三心二意，百端串同”，即反复无常，心怀鬼胎，勾结串通。三是‌“昧刁暗引面生歹人、不熟之流”，即‌暗中引入陌生歹徒或不熟悉的外来人员。四是‌“窝藏密室专赌”，‌即在隐蔽场所设赌局进行赌博。五是‌“为盗与邻，串伙交合磕（苛）索”，‌即不仅盗窃，还相互勾结，合伙敲诈勒索。六是“三五成群，四六结把（指拜把兄弟）。日则隐藏家山，偸牛盗马，夜则穿墙挖壁，偷粟盗物。若有私盗外方，丢赃磕（苛）害，拖累地方。”即结成团伙，白天潜伏山林，偷盗牛马。夜晚凿壁挖洞，盗窃粮食。甚至将“外方（别处）”偷来的赃物栽赃乡人，连累祸害地方。”简而言之，就是赌博、盗窃、勒索等乡村治理顽疾。

碑文第三段为治理办法。“倘有等”，如有上述情况。“日后查出”，由“庄目立严禁”，即村寨头领颁禁令。“乡党寨老遵依戒闻”，共同遵守。“众户同情协力，共心捉蒦”，全体乡民齐心协力，缉拿罪犯。“呈官究治，理法不容”，不可宽恕。“倘若何人强硬不依，合众齐心”，团结一心，强制执行。“更罚牛一条，重有一百三觔。酒五十觔。盐二觔。米四十觔”，觔就是斤。处罚的物品“以作祀社之费”，充公祭祀使用。最后“言之不先也，特此示禁”，即有言在先，规矩别怪事先没告诉大家。文末另附“计开犯条”，为“藐法背偷，串奸有孕”，罚钱数目因碑文残损不详。

咸丰十年（1860年）石碑（局部） 黔西南州博物馆藏

祺祥元年（1862年）石碑为方首，高1.6米，宽0.95米，厚0.1米。额题也是“石碑”二字，全文楷书阴刻。文字与咸丰十年（1860年）石碑相同，只是“觔”写为“斤”。为什么相隔两年，要重新立一通几乎“一模一样”的石碑呢？猜测原因是第一通石碑在执行过程中，“计开犯条”较为模糊，不利操作。因此第二通石碑在最后“计开犯条”上，增加了几条内容。

祺祥元年（1862年）册亨坝旁石碑

一是套用前碑，“藐法背偷，串奸有孕，罚钱九十六斤”，清代一斤约等于160文铜钱，九十六斤约等于15360文铜钱，换算下来，约十五两白银。二是“白日强奸，罚钱八十四斤”，约十三两白银。三是“星夜通奸，罚钱六十二斤”，约十两白银。四是“毒药缢死，二比天命，罚钱三千六百文”，“二比”是老词，曾出现于古代青铜器铭文，意思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二比天命”即一命抵一命。除此之外，还要罚银约三两六钱。五是“盗条各行，罚钱一千二、二千四、三千六（文）”，罚款数额不同，可能与盗窃数量和具体物品有关。六是“（老婆）被人拐逃”，这条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夫家者协纺（访）找二比，不多事”，意思是岳父家找个女儿来抵，赔个老婆，夫家就不再追究。另一种情况是“岳者贪财二嫁，钱一百五十斤”，即岳父家如果找不出姑娘赔，就赔“一百五十斤”，约八两白银。

祺祥元年（1862年）册亨坝旁石碑

册亨坝旁乡规碑条款，与今天的法律对比，惩戒力度有显著差异，但存在即合理，特别是石碑上“强盗出于赌博，命案出于奸情”的民间俗语，反映出乡民最朴素的法律意识。值得一提的是，两通石碑的历史背景，正值张凌翔与马河图发起的咸同白旗起义如火如荼之际。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十九日，册亨城失陷，代理州同尹绍勋巷战身亡，时册亨城为白旗军占据。但第二通石碑上依旧沿用前碑“呈官究治，理法不容”的内容，可以想见，地处南盘江畔的坝旁乡民受白旗起义影响不大，也未参与白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