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恤民爱民的王梦麟父子

据史料记载：王士俊祖籍江宁上元（今南京）。明正德年间，其先祖王驯以拔贡官云南太和知县，后升大理同知。辞官返里途经平越（今福泉市）时，王驯 “爱其山水，遂家焉”。

随着时光的流逝，王氏后裔在平越的土地上繁衍躬耕，诗礼传家，经过了几代人的刻苦攻读，终于在康熙年间的科举场上大有斩获，涌现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王梦旭（叔）、康熙五十八年（1719）进士王梦尧（叔）、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王士俊（侄）。三人均被选入翰林院，于是有了平越 “王氏三翰林” 之称。

福泉市堵浒翰林文化纪念馆 图源：贵州省纪委监委

王士俊的父亲王梦麟，是一个生性耿介、体貌严肃的读书人。康熙壬戌（1682），王梦麟中举，后经朝廷选拔，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出任河北丰润知县。下车伊始，王梦麟立即向民众发誓：“某膺天子之命宰斯邑，倘不洁己爱民，稍存私家念，骸骨不得归故土。”

为了取信于民，实施自己勤政爱民的为官理念，王梦麟 “建义塾，赈孤乏，课士子，尊高年”，革除苛捐杂税，不容胥吏盘剥百姓，锄豪强，审积案，不徇私情，凡对百姓有利之事，无不尽力为之。其勤政爱民的官风、官德，得到吏民的广泛支持，无不 “爱之如慈父母”。

王梦麟在丰润的第二年，恰逢该县发生蝗灾。面对稻田庄稼正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吞噬，王梦麟感到心隐隐作痛。若不迅速采取措施，农作物势必荡然无存，给民众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他摒弃骑从，亲自到田间地头视察，见到蝗虫就 “身先掩扑”。王梦麟的行动感动了四周的吏民，人们照样学样，竭尽心力去捕杀蝗虫。

王梦麟亲力亲为、劳苦功高的行为得到丰润民众很高的赞誉，百姓感其恩德，亲切地称其为 “捕蝗知县”。王梦麟灭蝗的事迹在民众中广为传颂，连身居北京九重宫阙之内的皇储 —— 后来雍正皇帝胤禛也得知了。王梦麟在丰润任职三年，惠政甚多，后因丁忧而返回故乡服阕。

王士俊，字灼三，号犀川，康熙二十二年（1683）诞生于贵州平越（今福泉市）牛场诸浒。据史册所载：王士俊天性聪敏，十岁能诗善文，年十九入平越府学。在父亲的教导下，他熟读律令，研习吏治，攻读经典，从而具备了治政的才能。康熙丁酉（1717），王士俊中举人，辛丑（1721）成进士，由此进入仕途。在选为庶吉士期间，王士俊在翰林院从事翻译清书的工作。

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胤禛登极，欲像父亲康熙帝那样有所作为，试图励精图治、大开言路，以此改变政治气氛，使国运隆昌。洞悉政治的动向，感应时代的脉搏，王士俊乘势而起，两次上书言事。建言关系国家大政方针利弊，所持见解精辟，均被皇帝采纳。不久，朝廷挑选翰林外用，王士俊以知州签发河南待缺。

王士俊来到河南，就任许州知州。许州濒临黄河，每到汛期，堤岸常被冲破。为了加固堤岸，需要大量护堤的干草、柳枝。然而许州草柳匮乏，民众穷于此供。加上近年来该地灾荒不断，市井萧条，经济凋敝，民生艰难。

到任之初，王士俊把调查了解地方民情、民困作为急务。他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抚孤恤寡。为纾民困，他实施养民、利民的仁政，革除衙门买卖官价、国课、重耗、派办、物料等陈规。

第二年，王士俊兼管杞县政务。在治理杞县时，他沿袭过去治理许州时养民、利民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此同时，他兴学育才，以培植人才为切务；他一度奉命审理宜阳疑狱，公正严明，办案认真，最终使真凶落网，致使一冤案得以平反。

祥符为河南首邑，政务繁杂，难以管理，巡抚田文镜认为王士俊精明强干，向朝廷推荐他兼管当地政务。

到祥符后，王士俊不顾吏仆劝阻，毅然免除该县应缴纳的堤工银二万余两。此举减轻了堤工的负担，得到他们的热烈拥护。有了堤工的支持，河防工程得以早日完成。

是年九月，王士俊随田文镜前往浙江、江南赈灾，所到之处，灾民均得实惠。被洪水肆虐后的该县，黄沙覆盖着地亩，绿色的生气全被杀掉了。民众无法耕种，仍要缴纳赋税。作为地方官的王士俊，感到自己重担在肩，责无旁贷，应该将民众的艰难困苦向上官反映。于是亲拟呈文，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受灾的田亩、粮食的数量记录在案，希望上官豁免。当田文镜拿到这份奏折时，随即投向地上，痛斥王士俊 “想要好名声”。王士俊从容拾取奏折，毫无惧色地上前据理力争，曰：“官可不作，民命不可不恤。” 最终，田文镜同意减免税银，并下令开封府尹查勘地亩。

时新任布政使杨文乾刚莅任，就与田文镜一起把这份查勘受灾地亩的奏折向朝廷反映。经朝廷派员查证，得免正比例额银二万二千余两。尽管王士俊为河南民众做了不少好事，然而他得罪了上官。他十分清楚后果的严重性，感到自己在河南难以施展才能，于是有了托病辞官返回故里的打算。恰逢这时杨文乾晋升广东巡抚，前往北京觐见皇上。到北京后，杨文乾向雍正帝力荐王士俊 “可大用”。

雍正四年（1726）元月，王士俊出任广东琼州知府，分巡岭西道，是年冬转按察使。次年二月罢按察使。之后，杨文乾因葬亲事宜北上京师，其巡抚一职由阿克敦充任。阿克敦仗着自己的皇族背景，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自然视王士俊为眼中钉、肉中刺。

黄江厂税库隶属于肇庆府，税库的主管李长茂，平时以役朋来管理该库，外人难以染指。布政使官达贪财好利，觊觎国库中的税银，便暗中指使库官陈成元向李长茂勒索规礼一千二百两白银。王士俊得知情况后，立即进行调查，然后将调查结果告知阿克敦，望其惩治法办。官达是阿克敦的心腹，叫阿克敦剪除自己的羽翼，无异于与虎谋皮。阿克敦为了庇护官达，故作姿态，叫官达自行提审。王士俊知其用心，再次要求官达严讯。阿克敦迫于舆论，只好改令自己的亲信按察使方愿瑛会审。

官达对王士俊的紧咬不放衔恨在心，于是反诬王士俊监收黄江落地税时贪污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企图以此消除自己的案子。阿克敦、方愿瑛一听大喜，立即拘捕王士俊，派人环而守之，对其凌辱虐待。时值深秋，王士俊仅着薄薄的葛衣，天寒难耐，兼之朝夕断餐，饥肠辘辘。他明白，阿克敦等意在灭口无证，这样一来就可解脱官达贪赃枉法的罪行。王士俊不想向邪恶服输，仍想与阿克敦等决一死战。他一面凭着顽强的意志苦苦撑持着，一面派人赴京，将阿克敦等朋比为奸的罪状上报朝廷。

王士俊被捕的消息传入京城后，雍正帝鉴于案情不明，不好表态。出于爱才惜才，他一面下旨，云 “王士俊为有用之才，此等小过犹可谅，当严饬其悛改”，以此保住王士俊的人身安全；一面又谕示内阁：“近闻督抚等带往人员，在地方不甚相宜，以致流言不少。如杨文乾信用王士俊，广东合省不服。令其回京。”

待雍正帝看到王士俊揭发的罪状，才真正了解到阿克敦等的奸状，随即令总督孔珣和巡抚杨文乾复审此案。阿克敦等最终受到国法的处治，王士俊则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雍正九年（1731）五月，王士俊升任湖北巡抚。九月下旬进京叙职，得到雍正帝多次召见和赏赐。当雍正帝得知王士俊的父亲是昔日大名鼎鼎的 “捕蝗县令” 时，不禁感慨有加，由此对王士俊的清廉有了更新的认识。

在湖北任上，王士俊做了两件被人称道的事：一、禁绝馈送。按照官场惯例，旧有公费剩余的银两被总督和巡抚平分享用。王士俊则认为廉俸之外的钱财，都是不合法的收入，是导致腐败的诱饵。于是他上奏朝廷，建议将此余款存库作为修堤的工程费用。二、在处理钟祥县聚众抗粮案时，他力求公平合理。在此之前，时任总督迈柱担任巡抚一职，他在办理摊丁入地税时，不以各州县原额人丁摊入各地之内，却把全省的人丁分派入各州县地亩，从而增加了一些州县民众的负担。钟祥县的地丁税由此增加三千余两，赋税加重使人心不服，导致聚众抗粮的事件发生。在处理这件事时，迈柱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一面把抗粮之事向朝廷上奏，一面加紧镇压，致使七十多人被冤死。事后，他还准备将抓捕的闹事者处以重刑。王士俊认为民众太冤枉，于是向朝廷奏明缘由，虽然没能救到那些为首的抗粮者，然而最终使省府收回成命，仍按各地原额人丁摊入该地之内的政策执行。

雍正十年（1732）十一月，王士俊升任河东总督。按照旧例，河东总督的职权范围专督黄河河道的安全，不干涉地方事务。王士俊刚正廉洁的声誉早已遐迩闻名，山东、河南郡县的官吏们一改过去飞扬跋扈的作风，谨言慎行。偏偏有些贪官不怕死，河南学使俞鸿图就是扑火的飞蛾，他利用职权，以贿取士。其罪行败露后，王士俊奏请正法，闻者莫不股栗。

次年四月，王士俊兼河南巡抚，总领全省军政大权。雍正十二年（1734），因王士俊在河东总督任上政绩卓著，朝廷赐其孔雀花翎。此举开了清代翰林官督抚赐孔雀花翎之先河。

乾隆元年（1736），弘历登极改元。同年四月，王士俊出任四川巡抚。在此期间，由于对国事的忧虑，他向朝廷 “密疏四事”，没想到险些遭到杀身之祸。“密疏四事” 中到底写了什么，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已无从窥其全貌。根据《贵州通志》《平越府志》等史料，仅可了解其大概：一、王士俊欲翻驳在河南时 “垦荒劝捐” 之旧案；二、认为大学士不宜兼六部尚书，各地督抚亦不宜兼各部尚书；三、各部办事预存一私，不论是非曲直，只专为迎合皇上之心；四、廷臣保举，多徇私情。更有甚者，借保举之名，行索贿之实。

乾隆帝阅过王士俊的奏折，大为震怒，立即将奏折发给王公大臣阅知。部议决定将王士俊以 “大不敬” 罪立决。乾隆帝思考之余，突然意识到如此惩罚王士俊，难服天下人之心，于是下旨 “改斩监候”。

之后，乾隆帝发现王士俊所言四事击中了时弊，的确为国家的前途着想。考虑到自己即位之初、若不借重于前朝被压制多年的皇族势力，政权又难以稳定。再则，王士俊与人积怨太深，受讥受谤，亦不能留在朝廷任事。假如借此将他逐出朝廷，能平息朝中旧臣的怨气，又何必非把他杀掉不可呢？基于以上考量，乾隆帝于次年（1737）将王士俊赦免出狱，削职为民，饬令回籍。

王士俊返回故里后的情况，史志语焉不详。后人仅知他屡遭家难，囊无余赀，生活十分困窘。乾隆二十一年（1756），他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值得一提的是，除政绩卓著外，王士俊还为治地和家乡文教做出了以下贡献：雍正八年（1730）他在广东任布政使时，主修《广东通志》；雍正十年（1732）署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期间，主修《河南通志》八十卷；他热爱桑梓，先后捐资修建平越县学。其著述有《河东从政录》四卷及《清流县志》十卷书稿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