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山漫记∣《矩州风物--贵州大山的骄傲（一）》
作者：涤之
诞生之地兮 黔北 播州
成长之处兮 播州 骊龙
大山之儿郎兮 背上书包进学堂
放下书包兮 背柴放牛 打猪草
快乐何所以兮 读书 读书 读书
书中自有充饥食兮 书中自有 阔 天 地
读书何以得长兮 努力 努力 努力
努力之等待兮 机会 机会 机会
不懈努力准备兮 机会来寻我……
——题记
我辈本是蓬蒿人
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遵义。这是关于贵州文化的自古一说。这话还真不假，直至新世纪的今天，仍然是。出生遵义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先贤，贵州知道，全国亦知道，且多有盛赞。自古至今，他们一直都是遵义人的骄傲、标杆。循着地杰人灵的遵义，全国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中期，遵义县永乐镇（原名，茅坡镇）的泥螺坝，降生了一个名叫刘丛强的小男孩，谁会想到这个贫苦出生的农村小男孩，后来竟会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呢——
1955年秋，贵州省遵义县永乐镇的泥螺坝，中医生刘三叔家二儿子刘丛强诞生了。刘丛强从小就是个不知道苦难为何物的乐天孩子，做什么都快快乐乐的，且还要做得尽善尽美。
从读书开始，刘丛强每天都是一清早就赶着牛上山，不是割猪草就是砍柴。农村的上课时间与城里不一样，刘丛强上午11点钟要赶到骊龙公社小学上课，他很喜欢读书，上课认真听讲，思想从来就没有开过小差，更没有感到上课会睏盹。对数理化特别感兴趣，从小学到中学，总是全校第一名；可语文基本上就是70多分了，很少得80分以上，就没有得过90多分的。刘丛强下午3点钟放学，回家就做作业。听了就做，做了就记住、记牢了。
读小学时，刘丛强家邻居的一个男孩子，是他的高班同学，非要留一级来与刘丛强同班。家长、老师都觉得很荒谬，不同意。那同学就用不上学来抵抗，家长只好同意。因为那孩子说刘丛强学习好、品德好，跟他在一班自己也会学习好品德好的。
刘丛强学习好、品德好是全区出了名的，凡是区里的小学生奖项，刘丛强都一一囊括。刘丛强从小就当班长，一直当到五年级。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学校都改为“军事化”，以排为单位；一个班就是一个排，刘丛强就当了排长。1967年刘丛强从“骊龙小学”毕业了，因为骊龙公社没有中学，读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们就继续在本校读七年级、八年级，亦就是“带帽中学”。尽管是“带帽中学”，初中生刘丛强亦是少年了。少年刘丛强每天利用课余时间上山打柴和参加集体劳动。刘丛强还笑谑“我两个兄弟都长得比我高，可能就是那时我比他们勤快、天天挑柴和做其它体力劳动被压矮的吧！”
班上搞文娱宣传活动，没有笛子，刘丛强上山砍竹子，刨光，砂平，依葫芦画瓢地烙了七个眼，蒙上竹朦，一样的悠扬悦耳。没有二胡，刘丛强又进山了。他打了一条蛇，将蛇皮扒下来绷着晾干；在山上砍了10厘米左右直径粗、15厘米左右长的竹筒子，竹子还泛着青涩呢；筒子口蒙上那张漂亮的蛇皮微微泛着金光。竹筒正中间用火钎烧红烙了个小黑洞，黑黑的糊印子还在，且新鲜着呢；小黑洞口被一根当然也是山里砍的树枝直妙妙地占据着，担当着“二胡”天地恒通之擎天柱……只有琴弦是买的。琴筒、琴杆、琴皮、弦轴、琴弦、弓杆、千斤、琴码，甚至弓毛都齐活了，刘丛强组装成了“二胡”。连拉二胡弓子所用的弓毛，都是他经喂马的社员同意，在马尾上拔了攒齐的。笛子有了，二胡有了，敲扬琴的人没有来，刘丛强顶上去，包括拉手风琴，也能成曲；那时候，刘丛强与同学们吹拉弹唱且快活着呢！半年后，同学们还是选了他当排长。
1968年到1971年，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热的时候，13岁的刘丛强正读初中，基本上没有正经念书。中学语文学的是“老三篇”，即毛泽东主席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数学没有了。物理是“工业基础知识”，化学是“农业基础知识”。爱读书的刘丛强在这些书里仍然能找到读书的快乐。
三年后，刘丛强从“带帽中学”毕业了。因为成绩优异，他被推荐进了茅坡区（后来的永乐镇）的“茅坡中学”。读高中了，茅坡中学的设施当然比泥螺坝的“带帽中学”好多了。可镇上的同学们有点瞧不起乡下少年刘丛强，乐观的刘丛强毫不理会，仍然在学习、活动中积极努力，事事都走在前头。
“那时候在农村读书，老师也讲过你们长大要当‘科学家’‘教师’‘医生’这类的话。可我却没有什么美好梦想、什么远大理想，只想着学习好、劳动好、什么事都做到最好。最大的愿望或自己能理解而现实的就是怎么样能‘农转非’，有工作和吃饱饭。”
1971年至1972年期间，因为时局变化，说是以后要考大学了。全国中学又开始了学习正规课本。可没有正规的数理化教科书呀！刘丛强就到处借书，借了原来“老三届”、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学过的课本来自学。家里墙上四周都贴满了“化学元素周期表”、“数学函数表”等，刘丛强专心自学，指望有一天能考上大学读书。可还没等到考大学呢，忽然地又刮起了“批林批孔”之风，一切又回复到了原点，他考大学的愿望又落空了。
高中老师们很喜欢且同情一直顽强努力学习的刘丛强，知道他回农村没有出路，就想方设法将他留校代课。
刘丛强得以留校代课两年。因为他的语文不是最好，他的老师、亦是副校长，就建议他教语文，说是可以加强他的语文知识。刚开始，18岁的代课教师刘丛强，因为与农村来的学生几乎一般大，副校长经常到班上的窗口关注他的教学，发现学生不听话、捣乱的临时情况等，副校长就即刻进来帮他解围，后来就渐渐好了。因为按上面的规定，高中特别加上一门“儒法斗争史”课程，具体就是“批林批孔”。刘丛强从中找出一些内容牵强附会地“批林批孔”，边看边教，竟觉得这些文章里面的内容好些地方是不应该批判的。他还因此学习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多篇孔子的文章，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当小说看，亦就给学生当“小说”讲了。你说，学生会不欢迎这样的老师？后来刘丛强在日本学习工作期间，还与尊崇孔子的日本同行讨论《论语》，惊得日本人都不相信文革中长大的刘丛强说起孔子来竟然这么捻熟？！其实刘丛强就是在“儒法斗争史”中学到的。
四十年多年后，已经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刘丛强对那时的现象还感慨：“现在很好。十八大以后，国家开始关注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应该堂堂正正地宣扬学起来。”
1973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如此，中国大地上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甚嚣尘上地开始了。
刘丛强家有三兄弟，哥哥已经被公社推荐到贵阳中医学院做“工农兵学员”，公社回答希望能被推荐读大学的刘丛强：“你们家已推荐一个大学生就够了，不能再推荐了。”刘丛强觉得公社干部说得有道理，凭什么我家要占两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好多人家连一个都得不到呢！
看着如此努力又如此豁达的刘丛强，老师们建议他报考农校，虽说是“社来社去”，但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得到个“农转非”呢！1975年，刘丛强考上了“社来社去”的遵义农校。到了农校，刘丛强却是班上唯一的一位高中生，并且当过中学的代课老师，因此得到班上同学和学校老师们的“重视”；班上同学都称呼他为刘老师，甚至老师们也这么称呼他。刘丛强除了上课，课余时间见到学校里的什么活都干；帮老师们干活，老师们也常让他做些“助教”工作。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刘丛强就带着学生不分白天黑夜地扎纸花做花圈；批判“四人帮”，刘丛强也是带着学生包揽了所有画漫画、写大字报等事宜。刘丛强小时候跟父亲学过用毛笔记中药“汤头”，画中草药材画，所以，画漫画、写大字报不仅将刘丛强的画画技艺、书法提高了，还得到了同学们的拥戴。
农校毕业了，公社也没有分给他正式工作。按 “社来社去”的规定，刘丛强回到了家乡。为了生活，中学时期就当过泥瓦匠的刘丛强，盖房子、修公路、盖小学校……，农校毕业后他又重操了这些旧业。
不气馁的刘丛强还是没有得到“农转非”，还是吃不上“官粮”。他感叹：遥不可及的“农转非”呀！
1977年，几经努力仍然没有“口粮”的刘丛强干脆回到泥螺坝老家挣工分，跟着村民一起，又重新投入到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参加建设遵义“新舟机场”。因为刘丛强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公社大队就常指派刘丛强去当“赤脚医生”，没有工资，但是记工分。刘丛强背着药箱到处跑，给受轻伤的民工们上“红药水”、“紫药水”、包扎、贴胶布，其余时间就跟着挖土、抬土方。一直以来，在劳动之余或一时没有事做的刘丛强就找出他原来的数学书呀、化学表啊，桌上墙上的，天天看着，生怕忘记了。他认为，读书总会有用的，现在不用，将来肯定用得上，再说，他可是一直喜爱着数理化的哦！他在这些书籍里找到了很多艰苦生活中的快乐。
还好，后来公社分配刘丛强到公社小学教书，教一年级，还是没有工资，与农民一样，记工分，待来年“秋后算总账”。只不过当年的小学生刘丛强变成了今日的刘老师。
“那时候的孩子们真是苦啊！学生们每天上课都得翻山越岭步行一个多两个钟头到学校；特别是冬天，农村很穷，小孩子大多衣衫单薄，脚上或者拖着破烂鞋，或者干脆赤脚，上学手里提着一个破盆，里面盛有一两小节烧红的炭取暖。若干年来，小学生上学放学的时辰都没有变，还是每天上午11点钟上课，下午3点钟放学。”
刘丛强深切地体会到学生们读书的艰难，因为自己曾经也是这样过来的。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的刘丛强，开始了全心全意教书育人的工作。可是，一年级老师太不好当，比当初、高中老师还麻烦，因为他的学生太小了。一次，一个学生不停地哭，他怎么都哄不好，真是又不能打，不能骂的……渐渐地，他教一年级有了一些经验，一教就是半年。
怎么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呢！机遇这东西真是神奇，它给仍“疑无路”但还努力着的农村青年刘丛强带来了“柳暗花明”。
机会不负努力人
“高考开始了，高考开始啦”！是什么声音？我听错了吗？！
这天，是刘丛强半年以来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一天，亦是泥螺坝小学一年级代课老师刘丛强极为平常的一天。正在上课的刘丛强突然听见公社喇叭一遍一遍地高喊声：“中央发布文件，国家高考开始啦！要想参加考大学的，赶快到公社去报名吧，10月份要开始考试喽噢……”
农村的广播喇叭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主要的信息来源，那时，几乎是村村牵有高音喇叭；喇叭里播放的大多是“最新指示”“最高指示”的发表以及那时的革命歌曲等等这些声情并茂的声音，曾给刘丛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天，泥螺坝电线杆子上的广播喇叭，一遍遍高喊着“高考开始了”的消息，惊呆了也震撼了公社小学代课老师刘丛强。欣喜若狂的刘丛强一刻也没有犹豫，直奔家里搜寻少得可怜的数理化等中学课本，准备复习参加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标志着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了。文件规定：1977年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通过电波，将恢复高考这一爆炸性新闻传播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个通过知识能力和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到来了。1977年高考虽然在冬天举行，但新中国却从此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能够得以参加高考的刘丛强兴奋极了，因为“文革”， 他在乡下只读到正规教学的小学五年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学教育都是“又红又专”的，教科书都是毛主席语录和革命书籍。刘丛强急忙回到家，翻出当年为备考或自己好学在各处找到的那些数理化课本；提着书本，他跑到十公里外当年就读、留校教书的高中“茅坡中学”温习开来。没有的书，刘丛强就到处去借，去寻觅。那时候要考大学的青年比较多，能找到的教科书太少。刘丛强总是早上借了拼命抄，下午还；晚上借到，通宵熬夜都要抄完，因为天一亮就要还给人家。没有读过正规初中、高中，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学课本的刘丛强，坚信自己可以通过自学参加高考。
刘丛强要参加高考，不仅他兴奋，学校的校长、老师们都替他高兴。1977年的10月中旬，黔北已进入了冬天。因为天冷，学校里无论是老师或学生，都要排队打热水，晚了就没有了。于是，当年特别关心刘丛强的老师又和当年一样，重新热心关心起刘丛强的学习生活。在刘丛强当年就读茅坡高中时，因为学习好品德好而得到副校长的特别喜爱。为了让刘丛强能安心学习，副校长经常早上帮他先打好热水洗脸，晚上打好热水可以烫烫脚。副校长还让刻苦自习的刘丛强与他同屋睡，以免乡下、镇上地天天来回奔命。副校长不足10平米的一间小房、90公分的一张单人床，师生俩一人一头，睡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刘丛强提起他的高中生活，充满了对副校长的感激之情和幸福感。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自从报名参加高考后，刘丛强天天都是吃了晚饭就来到副校长屋。因为那时农村的电不太稳定，时有时无，刘丛强就点着煤油灯，专心致志地自习，经常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满脸满鼻孔都是黑糊糊的煤油灯灰。
看着每天熬夜的刘丛强，校长既心疼又欣慰。为了不影响他复习，副校长总是早早地面朝墙壁悄悄先睡，而沉浸在自习中的刘丛强，则顾不了那么多的礼仪，实在太累了，就和衣倒在副校长脚的这头，也不记得自己洗没洗脚，就呼呼睡到天明。
已经22岁的农村青年刘丛强“志士惜日短”地拼命着。
终于，“拼命三郎”等到了高考的那一天。
刘丛强从茅坡中学来到15公里外的新舟中学考区参加高考，听说要考三天，他着急了。“我住哪儿呀？新舟镇里又没有亲戚朋友，况且也没有钱住旅馆，其实也没旅馆。”一筹莫展的刘丛强在街头伫立着发呆。迎面来了一个原来在遵义农校读书时认识的一位老师的儿子，他当时在新舟镇上的农推站工作。他奇怪地琢磨着刘丛强怎么站在这里？刘丛强说来参加高考，没有住的地方。这位当年农校吴老师的儿子二话不说，立即拉上刘丛强就去他寝室共住。刘丛强安心了。
1977年12月10日这天，交过了几角钱的报名费和体检费、满怀一颗立志求学心的农村青年刘丛强走进了考场。三天后，刘丛强顺利地结束了高考。刘丛强说：“我这一辈子尽遇到好人，高中读书和高考复习得到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高考时因没有住处而感到无助时又得到好人相助，感觉命运很顺呃！”年轻的刘丛强莫非不知道“得道多助”的道理？勤奋好学且天性乐观的学生，老师大多都会倾心帮助的哦！
刘丛强分数出来了，遥遥领先于全国大学的取分线。农村青年刘丛强没有太大的贪心，也因穷乡僻壤而不了解世界，就填报了贵州工学院与贵州农学院。单纯的刘丛强认为：“因为我曾经学过’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又读过两年农校，可能人家会优先考虑吧。”他想到：我若考上了大学，就有了我自己的‘口粮’，就能吃饱饭，父母就不操心我了。”
考试结束了的两个多月后，各地招生负责单位通过电台(加急电报)陆续发放录取通知，当时的录取比例约为4.8%。也就是100个考生中，只录取不到5个人。刘丛强当然也与广大考生一样，焦急地盼望着飞鸽传书。
转眼就过年了，刘丛强在期盼中等待着心仪的“贵州农学院”通知书，却也从容地参与春节的家人聚会。
过年中的一天，刘丛强与家人、亲戚朋友、包括他的老师、校长们在一个亲戚家团聚。那时候乡里还没有正规公路，亦没有任何交通车会开到泥螺坝。远看着马路上一辆自行车急速地跑着，骑自行车的人可能驾驭不了被山路石埂的颠簸，又或许骑得太急？一个拐弯，就摔倒在路边的沟里了。刘丛强等赶紧跑过去帮扶，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姐夫。一脸泥土的姐夫顾不得洗把脸，赶紧拿出刘丛强的通知书，噢！“南京大学”！刘丛强的老师、校长、父母亲戚们大家饭都不吃了，争相观看、摩挲着“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考上“南京大学”的刘丛强高兴、祝福。若干年后，刘丛强说起1977年考上南京大学之事，依然满怀感恩之心与感激之情和依然抑制不住的高兴：“考上南京大学，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次，比起我后来的硕士啊、博士啊、去日本深造啊、当教授啊、得奖啊，都没有过这样的高兴！”
恢复高考的1977年，贵州省遵义县茅坡区只有刘丛强一个人考上了正规大学。全村人都替小学代课教师刘丛强能考上“皇帝住过的地方”的大学而自豪，刘丛强更是喜极而泣——
忽接“南大”录取笺
喜极泪满面
勤奋努力师长助
大学梦实现
农村青年刘丛强喜出望外地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为自己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怎么，你还想着刘丛强的“农转非”？
“一踏进南京大学校园的那一天起，我就忘记我从小的这个愿望了，因为我已经自己为自己转了。”温文尔雅的刘丛强幽默地笑了。
刘丛强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经历，再次证明一个真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包括“吃饱饭”这个看似小，实则“民以食为天”的头等大事。
终于实现“农转非”愿望、有了口粮的刘丛强满怀感恩情愫，提着农村收购花生用的、挺结实的、半透明的、装着衣物棉被等物件的塑料口袋，上面写着大大的“南京大学”标签，进入了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好大哦！一幢幢绿瓦灰墙的教学楼，林荫大道，又幽静又内敛。真的好美”。刘丛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南京大学。
刘丛强分到了南京大学地质系岩石矿物地球化学专业。刚进校的大学生虽不明白“地球化学”是学什么的，但他清楚地知道，他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亦会天天向上，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生涯。
怀着“考上大学是我一生最高兴的事”的喜悦，天之骄子刘丛强开始了他在南京大学四年的求学生涯。
“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大家几乎都是玩了命地读书。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使我们张开了向往科学的翅膀，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给我们带来了标杆陈景润。我的专业‘地球化学’属于自然科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我第一次知道。”若干年后提起刚进入南京大学学习时的情景，已经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的刘丛强仍然按捺不住的兴奋，闪亮着双眼， 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第一次上课是三小时。10多年没有正规听课了，刘丛强与同学们多少都有点不适应。此后，大家便很快融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天早上6点，校园广播响起，教室前、操场上、道路边，只要能站人的地方，大家都一起做操锻炼。下课了，排队买饭时，不少同学仍然在背英语单词。黄昏时分，大家围在校园喇叭附近跟学《英语900句》。
那时南大规定晚上10点熄灯。东南楼、教学楼、西南楼依次关灯。刘丛强们总是赶在关灯前奔向有灯的地方继续看书。有的甚至在关灯后爬窗户再进教室。学校不得已将西南楼一楼教室窗户焊上铁条。最后学校只好统一拉教室电闸。即便这样，还有很多同学跑到昏暗的路灯下或是臊臭的厕所里看书。
刘丛强的班级有20多位同学，年龄悬殊相当大，最小的16岁，最大的30多岁，近乎两代人同读。可个个都卯足了劲学习，生怕谁落后了半步。“我那时已22岁，但仍算中间年龄。由于来自西部贵州，刚入学时因中学教学和生活环境差异而相对大城市来的同学的学习成绩相差较大，学习压力不小。” 说到入学时的学习压力，刘丛强还感慨地说起大学如何努力学习英语。“南京大学入学时对所有同学的英语水平进行了摸底考试，以便分班教学，我拿到卷子几乎没有做任何回答就交了试卷。老师以为又来了一位当年文化大革命中交白卷的张铁生呢，对我的行为很是诧异。我中学没有学过外语，26个字母也写不全，只好交白卷了。”
“努力学习也能后来居上的！”刘丛强下定决心后，每天除了上主要课，一切的课余时间都给了英语。经过一年多听、读、写的刻苦努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刘丛强的英语成绩进入了班上的优秀行列。英语给他的压力没有让他对其他学科学习有半点松懈，反而激励了他各科成绩齐头并进。最终，刘丛强的成绩成为班上同学中很好的那一部分。
文革10年，全国的大中小学生都错失了最重要的黄金读书期，1977年进入学校的这批大学生，旋即表现出了对知识的极大渴求。图书馆里学生排长队，大教室里学生抢座位，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装进脑子里，总感觉自己底子薄，时间不够用。那时生活很艰苦，但爱读书的刘丛强却很快乐：
“当时国家给每位大学生每月15元的补助，其中12元是饭菜票。我算了一笔帐：一餐中饭2毛钱，晚饭1毛多，这份国家补贴可以应付我一个月的生活。完全是现在“贫困生”的标准，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苦。”说起南京大学清贫的大学生活，如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丛强先生回忆起来，眼睛、嘴角都满含着醉人的笑容，抑制不住地滔滔不绝：“南大读书时，离家太远，假期回家花钱又因交通差极不方便，于是，我经常勤工俭学挣钱读书；图书馆里整理书籍、挑肥种树、园林整理等。”这些基本农活，农民出身的刘丛强虽然是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是勤恳劳作，一丝不苟。“在南大读书四年，我只回过三次家。”
1982年2月，在南京大学完成了四年学业的刘丛强，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
刘丛强，选择了报考“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生。因为当时有一个信息：“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要搬到南京。刘丛强很喜欢南京，所以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生。
“考硕士研究生时，发现物理化学试题太难了，差点放弃考试。还好，我一如既往地认真答题，冷静、沉着、慢慢思考，直到打铃时间到了，我才交卷。最后分数出来，殊不知我的考试成绩不但及格，而且还是当时报考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涂光炽先生（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学士学位，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矿床学及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的所有20多位研究生中唯一全部及格的考生。这件事对我人生的指导意义很大，无论生活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或难题，不气馁、不放弃，静静地思考，努力应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做到最后，坚信有好的结果。这成了我一生做事的准则。”
刘丛强顺利地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贵州省贵阳市）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为我国著名矿床学家、地球科学家、中国地球化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的涂光炽院士。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刘丛强遵循涂光炽先生“设想要海阔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立论要有根有据，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文字要言简意赅。”的治学理念以及对科技人员和研究生的要求，撰写了矿床地球化学专业论文，题目为“湖北银沟铅锌银矿床的地球化学成因研究”。
1984年12月，刘丛强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理学硕士学位。并留在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作助理研究员。
1985年1月至1986年4月，刘丛强在地化学所作助理研究员期间，努力工作，主要从事矿床地球化学的研究，并潜心于矿物包裹体地球化学的研究工作。
1986年5月至1987年4月，地化所确定派刘丛强出国访问研究一年。经地化所副所长欧阳志远院士推荐，刘丛强到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工作内容为“陨石矿物学研究”。
1987年5月至1988年3月，刘丛强因工作努力和优秀研究能力而得到当时的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化学系教授增田彰正的赏识到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工作内容为“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
1988年4月刘丛强在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化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专业为“分析化学和地球化学专业”；论文题目为“中国东部大陆岩石圈地幔的地球化学演化(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和地幔包体的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导师为日本籍世界著名地球化学科学家增田彰正。
1991年3月，刘丛强在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化学系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刘丛强意欲到美国进行博士后工作。由于当时日本被西方认为技术先进而基础科学相对落后正式启动全国高级博士后制度（日本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制度），用等同于当时日本副教授的待遇的优越工资和工作条件优中选优在全国招收20名博士后。在博士导师增田彰正教授的鼓励下，刘丛强参与并赢得了激烈的竞争应聘。1991年4月至1994年3月，刘丛强在“日本科学技术厅理化学研究所”作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工作内容为”沙漠环境地球化学研究和中国东部大陆地幔地球化学研究”。
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工作结束后，本想再次去美国工作的刘丛强又一次受到老师增田彰正教授的鼓励，于1994年3月成功竞争应聘了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的正式副教授职位。当时的日本大学教学职位几乎不对外国人开放，刘丛强作为极为少有的外籍人员当上了日本大学自然科学或理科副教授。刘丛强就职于“日本国立电气通信大学”期间任为化学系副教授，教学内容为“宇宙和地球科学”和分析化学，研究内容为“环境地球化学和地幔地球化学”。
刘丛强经历了不少沉重但又极为珍贵的生活磨炼，对人生和社会具有了一定的体验，又身怀强烈的使命感，自然有了科学家向前看的魄力和胆识；在日本学习与工作期间，显示出了出类拔萃的能力，成为了中国留学海外学子的骄傲。
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的完美主义者刘丛强，抓住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一直努力向前，无论是当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硕士、博士；亦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均遵行“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前每一件事，要争取成功，一切都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机会会等着你的。”
刘丛强说：“在当时的日本，能得到一个副教授职称，太难了。要知道，就连他们自己搞同样研究的本土博士，要在国立大学获得正式副教授位置都是很不容易的哦！说句不谦虚的话吧，当时我的日本师兄们都还不是副教授，所以还难免受到他们的嫉妒呢”！
刘丛强在日本年复年日复日毫不松懈地努力着。十年来，尽管日本的生活、工作待遇都比较优渥，可他一颗思乡报国之心，一刻也没有停歇过。（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