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帛书的起源与发展

一处己能让，凡名誉、地位、利益，与人相涉，退避不争。二处人无忌，于他人多思优长，隐其短失，口颂笔赞。三处事不苟，凭劳动以换生活，任事负责，治学严谨。

——王燕玉

帛书的产生已无法确指，按理推断当较晚于简牍，大概春秋简牍行时，并用丝织品写文章。《论语》记孔子弟子子张写字于衣带，侧面可证。其故不难理解，自因简牍笨重累赘断烂，不易清理，而丝织品宽薄柔软，抒卷裕如，用来写书轻便，遂与简牍同行。无奈价格昂贵，书的分量若大，少数人用得起，大多数人却无力购备。所以，写书主要地位还让简牍占领。

缣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殷商、西周丝织品应用尚狭，春秋、战国品种渐广，丝织品总称帛，又称缯。单丝所织白色的，称素；生丝所织白色的，称绢；熟丝所织白色的，称练；双丝织微黄的，称缣。从而，丝织写的书通称帛书或缯书，分称素书、绢书、练书、缣书。而写者最喜用细密柔韧的缣，于是以“缣帛”为写书代词。

缣帛写书本身灵活，可依文章篇幅长短而定，一篇文章写完剪裁下来，折叠存放。晋张揖《字诂》说：“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谓之幡纸。”这是不长不短者的合度办法，任何缣帛仍有限度，非能无限接长，或者无限截短，故简策的篇、卷状况，仍移适于缣帛。短文可数篇合一卷，长文可一篇分数卷，通常是一卷相当简策的一篇。一卷左端粘轴，由左向右裹收，右端起首一段缣帛，空着不写以作保护，也叫襟。首和身用的料多取两色，卷子便形成帛书的基本形式，但非唯一形式，还有上面说过的折叠形。

帛书始终未能普及，却也由少趋多进展。西汉刘向校书竹、素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用缣帛，而厌用简策。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胁迫迁都，从洛阳徙长安，将卒大毁宫廷藏书，以简策来烧火，以帛书联缀作帐篷、车篷、口袋，可想帛书数量非小。

帛书初行阶段，即用做衣缣帛，后为渐趋讲究，专门织造供写书的缣帛，上面或画织界阑，红色的叫朱丝阑，黑色的叫乌丝阑。东汉顺帝时，襄楷得于吉的《太平青领书》，共一百七十卷，艳称“素书朱介青首朱目”。说的就是白素上画红色界阑，青绫作首，文里分段小标题字以朱墨写，衬着乌黑的字，何等灿烂夺目。

汉末已较普遍用纸，而贵族文人间习于贱纸贵素。如崔瑗以纸抄写《许子》十卷赠友人葛元甫，特附一信致歉，说贫居买不起素，只得用纸了（见《北堂书钞》引）。大书法家蔡邕自矜其字，若非纨素不肯下笔。以至三国，魏文帝曹丕将自著《典论》用素写赠孙权，用纸写赠张昭，既示君臣之差，又表尊孙之意（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

综观缣帛写书，产量少，价钱高，成为文房奢品，是其甚大局限。前阶段与简同使，后阶段与纸并用，到底无法代替二者，不能辟为独立范畴。人们追求一种具缣帛的优点，而无其缺憾的写书形材，便发明运用纸。

帛书实物

1965年，于长沙楚墓发现帛书，可惜都是碎片，失去原状，无从辨认其上文字。因丝织品入土易腐，历久不保。惟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是用生丝平纹织成，细密均匀未烂。整幅者高约四十八厘米，半幅者高约二十四厘米，横摊竖写，有的用朱砂画上下横阑，每两行字间亦用朱砂画直线，即上述朱丝阑规格；有的非朱丝阑，字也写得随便；有的一种书已写毕，却未剪断，由左边另一行又开始写另一种书，这另一行前面画一个黑小方块，作为区别标志。有的卷在竹木条上，有的折叠置漆盒内，可见两种方法西汉初同用。这批帛书整理算计，共二十多种，约十二万字，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书、哲学、历史著述居多。其中，史书竟有司马迁未见的，如《纵横家书》为汉初所写，二十七章，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史记》，文字略同，另十六章则早失传，保存着苏秦的书信、谈话，学术价值倍见珍贵。这批帛书多而完整，真可谓空前大发现。

王燕玉（1923-2000年），贵州遵义县人。1949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先后在遵义豫章中学、遵义第四中学、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1973年调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历史文选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81年评为副教授，1988评为教授。王燕玉先生的研究领域涉及贵州古、近代史，贵州方志及中国文学史，中国古籍文献等领域，出版了《贵州史专题考》《中国文献综说》等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专题文章。参与编撰《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