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读者】周之江“与书重遇”——他的拜“金”主义：关于金庸（下）

书籍点亮生活

让《领读者》带我们到达最远的地方

像一艘船，如一匹马

穿越时空，跨越山河

读书，读人，读世界

本期领读者：周之江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

周之江，男，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中文专业，曾在媒体工作十八年，现供职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少时即习字刻章，皆不足道。嗜读书，喜爬格子——严格说是敲键盘。曾与人合著出版《贵州古村寨》，个人著有《小吃纪事》《大时代的小注脚》等。

之所以谈“与书重遇”，大概因为，世间可以重温的东西不多，好在书籍、电影、音乐和美食不在其列。单说图书，就跟邂逅故雨旧知有些相似之处，情怀杀和辣眼睛的可能性，一半一半。不管怎样，真正的好书，终归“不厌百回读”，隔上些年头，再度遇见，展卷还能“添新味”，这样的书籍或是朋友，绝对值得珍惜。

金庸不好写，毕竟是整整一代人的偶像，也是一代人的接头暗号，很多时候，我们共同聊起金庸，就仿佛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人，成为一种共通的语言，一种共同的记忆。

想来想去，还是从他十五部武侠小说中选了一种，即写作最晚的《鹿鼎记》。

周之江初读《鹿鼎记》大约在高中时代，几乎当做是喜剧作品来看，每到精彩处，简直笑不可抑。此后多次重读，慢慢有些自己的看法，大概在两千年前后，他曾写文章说——

依据习见的观点，西班牙十六世纪佚名作家的《小癞子》，要算是“流浪汉”小说的始作俑者。这类小说多采用自叙体，结构上以主人公的经历一以贯之。流变日久，不少大作家都曾袭用这一文体写作，譬如大名鼎鼎的《堂吉诃德》《弃儿汤姆·琼斯的故事》就可以归于其名下。甚至，金庸的《鹿鼎记》也大可划入泛指的“流浪汉”小说之列，由此处着手，或者更能发微这部为一般批评家视作“非鹿非马”的武侠小说之真意图所在亦未可知。

法国人勒萨日所著的《吉尔·布拉斯·德·桑蒂亚纳传》，在“流浪汉”小说中堪称是一部杰作，以它作为与《鹿鼎记》比较的文本，亦谓甚宜。译者杨绛在“译本序”里说：“路易十五即位才五、六岁，由他叔父摄政”，就连这个背景，与《鹿鼎记》里鳌拜专权，嚣张跋扈，“对康熙这少年皇帝原不怎么瞧在眼里”，都颇为相似。

小说主角布拉斯出身贫寒，更和韦小宝接近，父亲行伍出身，退役后还乡。布拉斯年满十七岁，被舅舅送出家乡，闯荡世界，他初出茅庐，就处处碰壁、遭人白眼，干过医生、佣人、管家、秘书等种种行当，正是赤手空拳闯荡世界的“流浪汉”的典型，只是他运道不坏，逐渐爬上高位，积攒起万贯家财，千亩良田，化身而为道貌岸然的缙绅，卒以退隐归田而终。他的一生历程，与韦小宝何其接近。

杨绛在《补“五点文”》一文中说：“流浪汉”的随身法宝是“眼明手快、善于照顾自己，也善于与世妥协……反正只顾自己方便，一切可以通融……他们对主人可以欺骗，可以剥削，也可以尽忠，总归是靠着主人谋求自身的利益”。也处处与韦小宝吻合贴切。

总而言之，“流浪汉”们品格不高，为人滑头，但存心不坏，也讲哥儿们义气，所以并不招恨；他们对人情世故观察入微，吃亏后总有反省自己的能力；胆子甚小，关键时刻却不乏孤注一掷的勇气；他们的原则是有弹性的，一切行为只以自身的得失为准。这样一类沉浮世间的人物，适足以带出包罗万象的芸芸众生，展示广阔的社会图景，寄寓作者的良苦用心。

推说种种，纯出意度，谭献《复堂诗话》云：“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

今天，与周之江一起聊聊他的拜“金”主义……

 

本篇文字内容，节选自周之江文章“《吉尔·布拉斯》流浪汉小说与韦小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