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珍堰｜鲍家屯：风水宝地的故事与新声
编前
近日，动静贵州陆续推出《屯堡▪家国六百年》一书中精彩章节。该书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
永安珍堰
清明时节的安顺，油菜花遍开原野，群山间的村落热烈明媚，吸引了一众游客。汪青梅就在此时带着女儿和母亲返回鲍家屯，按照她的说法，村庄平日寂寥，但在特定的节日，人群就会不知从什么地方拥来，她也是其中一员。就像洄游的鱼群要按时返回自己的诞生地，对鲍家屯人来说，清明就是“洄游”的时间坐标之一。
鲍家屯：风水宝地的故事与新声
撰文/霍亮子
汪青梅出生于1982年，父母都是鲍家屯人。2001年夏天，她还是安顺师专（现安顺学院）的大一学生，在校园里看到一张红纸黑字的手写招贴，是孙兆霞老师在招募到屯堡乡村进行田野调查的志愿者。当时的她对“屯堡”二字没有太多概念，只是隐约感觉自己的身份好像有点特殊，从口音到乡俗都与别处不同，于是积极应征参与，从此研究兴趣转向。
二十多年来，在一次又一次重返鲍家屯的过程中，她重建了对家乡的认识。2010年正月，已经86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到鲍家屯考察，汪青梅回忆： “（当时）天气很冷，风很大，围着一圈村民，他的白头发被风吹得飘哦，就坐在那里跟我们讲，你（们）不要觉得鲍家屯很破旧、不起眼，其实很厉害。”罗哲文认为鲍家屯在堪舆上是典范，在他去过的乡村中可拔头筹。“城属阆中，村属鲍屯，这是他的原话。”
这似乎印证了《鲍氏族谱》中的记载。入黔始祖鲍福宝，原籍江南徽州歙县新安卫棠樾村太和舍（今属安徽黄山），他擅长堪舆，选定的营盘“地极壮丽，脉甚丰饶”。鲍家屯位于安顺旧州通往普定卫的驿路之上，地处交通要道。村落坐北朝南、背山面水：背靠的石壕坡、后园坡为主山，南面的小青山、大青山为案山，大小青山周围的苗山、垭口山为朝山，象山与狮山隔水呈对峙状，为水口山；邢江河自西向东流经村前的平坝，小青山将水流分为两股，在南面汇聚，再由两座水口山中流出。传统风水观念中，水代表财源，应宽进窄出，这样才能将财源留住。这就是《鲍氏族谱》所描述的“狮象把门，螺星塞水，文峰玉案，森然排列”。
鲍家屯的开村始祖甫一抵达时，会觉得这里与故乡徽州腹地有三分相似吗？他们是明代首批在黔中驻扎屯垦的军户。据传，鲍家屯的开村始祖有吕、江、汪、许、鲍五姓，在六百年后的今天，村里现有640户人家，共2300多人口，93%为鲍姓，另有20户汪姓、12户江姓，吕氏与许氏已经不存，另有迁入的杂姓人家各一二户。
水利兴农
开拓者在风水宝地安营扎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需以人力运化山形与水势。
在汪青梅的记忆里，鲍家屯对于水的利用是从村内小巷开始的。村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巷道设有排水的明沟和暗渠，雨水与生活污水会自然汇集到宅前的“门口塘”，池塘紧邻村庄，塘水可以用来灭火。
喀斯特地形的特点是山地多、平地少，水土容易流失。在平坝之上，鲍家屯的先祖利用蜿蜒的邢江河，建设了引蓄结合的塘坝式水利工程。以“鱼嘴分水”的方式将河流分成三股：在古河道、新河道之外，还有一股河水通过全长1330米的人工水渠流向鲍家屯村前的田坝，老河排洪输水，新河和水渠用以灌溉。三股河水在回龙坝汇合，出村口注入九溪河。在河水转弯处利用水流向凹岸倾泻的趋势，开水渠、分河水，顺势导流，抬高水位，将水量分配到下级渠道，逐次递推。渠水流入农田之后再分出若干斗渠，斗渠设有豁口，形成“一坝一水一片田”的格局。
高低参差的七座水坝因势利导，利用水的重力作用，形成自流型的灌溉体系，而一些设计上的巧思让工程坚固牢靠，降低了维护成本。水坝都建在基岩之上，使用长方体石块以竖向排列干砌而成，被称为“立马石”，结构结实，不易被水冲垮。在水泥出现以前，鲍家屯人在坝体表面以黄泥巴混合石灰勾缝，这种材料具有一定的透水性，使河道维系常年过水流量，具有更长的工程寿命。
在《贵州鲍家屯喀斯特水利坝田景观的传统生态智慧》一文中，作者李婧、韩锋指出，七道水坝的高度“是鲍家屯祖先经过反复调整而确定下来的，目的是把每个高程上分到的水控制在合适的量度上，这样仅凭‘龙口’和豁口的调节就可以实现长期灌溉，省心又省力。当地人称豁口调节为‘脚扒黄泥来灌溉’。在没有精确计算工具的年代，鲍家屯始祖和其后人运用反复实践所得的经验认知，创作出堪比现代工程师作品的灌溉系统”。
根据汪青梅的调查，这一水利工程灌溉面积达三千亩，在电力磨坊出现之前，曾在上下游分布有十座水碾坊，现今只余一座，位于“门前坝”。2011年，在建筑专家鲍世行、吴庆洲、谭徐明等人的主持下，由村民自己动手，采用传统技术，就地取材，尽量利用旧材料，历时十个月完成了水碾房的修复工作。窗上部非承重的竹篾墙部分用牛粪涂抹，而不是用石灰浆或者石灰黄泥砂浆，这样在洪水来临时，墙皮能够很快脱落，方便室内的洪水排出；西立面的墙体临河道使用了“平穿墙”的做法，即竹篾墙外的石墙高度与屋檐的穿枋持平，这样能起到维护屋身和抗击洪水的作用。在工程修复的总结报告中有这样的评价：“因为水碾房设计功能十分科学合理，因此修复时没有对原有功能作任何改变。”随后，水碾房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建造之后还有维护。《鲍氏族谱》记载，族田大小有133块，每年收租谷近万斤，其收入主要用于水利维修、修桥铺路、资助贫困族人以及助学等公益项目。而关于水利管理，历史上也有成文的规约，有两通石碑为证。其中一通是在驿马坝附近水井旁发现的正德年间的残碑，内容大意为：某年干旱时，有人不遵守村规，私自盗水灌溉，事情败露后遭到谴责，并刻石立碑，以示惩戒，同时重申关于用水制度的村规。另一通石碑发现于水碾房前水仓坝附近，来自咸丰六年（1856），全文写道：“禁止毒鱼、挖坝，不准鸦子（鱼鹰）打鱼、洗澡，不准赶署（一种捕鱼工具）赶鱼。违者罚银一两二钱。”
根据《大西桥镇志》记载，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2004年，当地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8次，其中仅有一次提及鲍家屯。2010年，贵州出现罕见的旱灾，但由于古水利工程的保障，鲍家屯安然无恙。
“真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啊！”汪青梅带领我们沿水道穿行，不由得感慨道。她在这方水土长大，一切习以为常，在成年之后才得以了解其中的奥秘。研究之外，这河流与水渠，于她有烙印于身体、直达内心的记忆。在自来水引入村庄之前，这里是鲍家屯日常用水的来源，洗菜、洗衣、牛饮都有固定的区位，挑水进屯的人每日行走，将石板路磨得光滑锃亮。天然河道是夏日的游乐场，男女各有戏水的区域，专属于女子的那弯河道有茂密的灌木丛掩蔽，另有一片浅石滩是儿童泳池，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就在这里学会了游水。每逢“七月半”，他们就用西瓜皮做河灯，任其顺流而下，晶莹的光亮塞满夜晚的河道，如梦似幻。
2019年，汪青梅受村里委托，将鲍家屯古水利工程所代表的屯堡农业系统申报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此，她深入访问了父亲汪正礼——作为退伍军人和热心村务的精英，汪正礼对村庄的历史有深入了解。父亲为她讲解要害，绘制水利工程地图。她还记得，在夏日的急流之中，父亲牵着她的手走过淹没在水下的驿马坝，河水湍急而冰凉，而父亲的双手温热。两年后，父亲过世。她暗自庆幸这些对话的发生与记录，又可惜太少、太短促，还远远不够。
敬天法祖
在理想的农业社会，天地有序，季候轮回，农人只要依照岁时劳作，就会获得报偿。1941年出生的鲍中权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鲍家屯的大队支书，为了敦促大家劳作，他曾经编过一段山歌：“两季总比一季多，单靠一季没把握。倘若大季遭灾害，扁担无爪两头脱。”“大季”是春耕，要播种水稻、玉米、黄豆；“小季”是秋耕，要种小麦、油菜。春夏灌溉，“七月半”之后蓄水，到十月稻谷打上来，水碾房就开始碾米。冬季是农闲，翻开一半秧田“炕冬”，让土地结冰杀虫，另一半用来种植蔬菜，次年轮换。
旧时的农人将全部劳力交付土地，超出人力极限、无法把握的命运就要仰仗神灵。
穿越田野走进鲍家屯，会经过寨门前的两株古柏，参天巨树遮蔽出一方公共空间，常有村民在树下聚拢闲坐。2025年春节，寨门口手书的春联是“中轴穿南北群山围列成三景，瑞气绕西东长河蜿蜒贯九江”，横批“近水楼台”。
春联颂扬的是鲍家屯选址与建造的智慧，在“南北群山”与“西东长河”之间，是贯穿村寨的中轴线：从寨门向北依次为瓮城、三座神殿与宗祠。房舍、道路、屋瓦都以石头堆砌，巷道蜿蜒，将神庙合围其中。村寨不仅是生活场所，也是与神灵和祖先共享的空间：日常起居、婚丧嫁娶无不在神灵的审视之下进行；劳作间隙，祭祀与庆祝遍布全年。
三大殿中的第一座为汪公殿。汪公是源自徽州的信仰，元宵之后的正月十七，是鲍家屯“抬汪公”巡境的日子；第二座神殿是大佛殿，屯堡乡民的信仰，往往儒释道巫无所不包，而妇女的“修佛”活动，也包含了泛化的神灵崇拜；第三座是关圣殿，作为武圣，关羽是明代卫所普遍供奉的神祇。根据村民的说法，原来的三大殿是中军殿，关圣殿以北的空地是演武场，这可能是鲍家屯曾经作为卫所军屯的痕迹。
再向北为鲍氏宗祠，位于村寨最北端，新中国成立后用作学校，年长的村民还记得在教学楼二楼堆放的鲍氏祖先牌位。在屯堡地区，《鲍氏族谱》是年代最早、保存得也比较完整的一部族谱，从明代开始修撰，至今已修六次。安顺学院的学者吴羽指出，屯堡地区的族谱除少数例外，几乎都是从入黔始祖开始记录，并不会追溯姓氏来源，这种对于入黔始祖原籍身份和政治使命的强调，成为其有别于一般族谱的特色。
《鲍氏族谱》也是从入黔始祖鲍福宝起始，而族谱的每一次修撰都是对身份和历史的重述，故事如何被编织和讲述，比故事本身更为重要。七世祖鲍国臣，为嘉靖己酉（1549）科贵州乡试第一名。明代卫所武官参与科举获得功名是脱离军户义务最重要的途径，由于科举考试会针对卫学设立独立的学额，无须与民户子弟竞争，所以也成为卫所军官家族向上流动的方便法门。鲍氏一族显然也不遗余力。鲍国臣首任云南石屏州知州，后参加殿试，钦升太傅。鲍家屯瓮城西侧的宅院，传为鲍国臣退职归乡后的住所——太傅府。
鲍家屯的村史馆保留了一块“齿德并尊”的匾额。根据族谱记载，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战乱时，安顺府组织民间团练，第十五世祖鲍原达任团总，应邀前往当时的平坝县阳关屯救援，后被赠予牌匾；另一位第十五世祖鲍开元则保卫青岩有功。这两位先祖都是鲍家拳的传承人。鲍家拳传为军队操练的遗存，只有鲍氏族人继承，秘诀概不外传。
另一项传世非遗丝头系腰则来自第十一世祖鲍大千。鲍大千是一位传奇人物，雍正六年（1728），他独自徒步三个月，返回徽州故里，学习编织丝带的技艺。这种以桑蚕丝为材料、纯手工编织的腰带，带长4米，穗长0.6米，现在也仅有鲍家屯的手艺人会制作。一般是夫妇两人合作，男子负责编织带子，女子负责打丝绦，制作一条需要四五天，市面售价在千元左右，这是屯堡妇女传统服饰里价格最昂贵的部分，堪称“高定”。
历史上，屯堡各村寨形成了各有分工的贸易体系，并通过十二甲子场的赶场进行贸易流通。位于交通要道的村寨，面对人多地少的局限，尤其需要依靠手工业和商业补充收入。丝头系腰作为屯堡妇女必备的定亲之物，成为家屯鲍氏族人的专营项目，以至在附近形成作坊集中的带子街，鲍大千也被奉为“带子老祖公”。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鲍吉凯和鲍吉智都提到，即便在“文革”期间，他们也会偷偷编织带子，徒步到附近村寨贩卖，最远能到达贵州西部六盘水六枝地区的郎岱镇。
这种以农业为主、商业为辅、耕读传家、习武傍身的社会形态韧性十足，即便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在重创之后也屡屡得到修复与成长。但在当代，体系的根基动摇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农业在生产生活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外出打工成为青壮年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屯堡村寨的经济圈和生活圈被双双打破。
“门口塘”被填平，机器抽水比河渠放水更为便利，每年的“岁修”已经无人组织，连寨门口最便利、最肥沃、用来育秧的“门前田”都有人抛荒。三大殿与宗祠在20世纪70年代被拆除，目前仅恢复了汪公殿。鲍家拳和丝头系腰的传承人已经寥寥：前者没有施展的情境；后者虽然售价高昂，但是耗时、费工且利润微薄，只能作为农闲时的副业，而且大部分手艺人都已年长。
不过，屯堡人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如果说他们在六百年前作为远道而来的移民能将异乡变作故土，自然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在当下壮大与新生。汪青梅说：“鲍家屯与外部世界、与这个时代，似乎是有某种疏离感的，但是其实又像一滴水，全息浓缩、映射着外部世界的律动。”
清明拜山
鲍家屯的中轴线再向北延伸到寨墙之外，就是两座马鞍形的高坡，入黔之后的前几世始祖与其夫人的墓地就在山间。
每年清明都是鲍家屯人流量最大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扫墓活动恢复。2005年，全国鲍氏宗亲大会在鲍家屯举行。次年，建设部、水利部、文化部的多位专家前来考察，大大提振了村民信心。此后，鲍家屯的鲍氏族人第六次重修族谱，规整了陵园，立起了牌坊，竖起了鲍福宝横刀骑马的塑像。这一切也与屯堡作为学术研究与旅游热点的进程同步。鲍福宝作为入黔的第一代始祖，得到各支系鲍氏子孙的高度认同，尤其是近二十年，除了本屯的鲍氏子孙，还有外地和外省的鲍氏宗亲前来扫墓，鲍家屯的“上大坟”成为安顺乃至整个贵州地区规模最大的清明祭祖活动之一。
清明的祭奠从鲍福宝夫人牛氏的墓前开始，摆在祖先坟前的祭品还保留了古雅的称号：“今设香案，配以刚鬣柔毛，翰音鲜鱼”。“刚鬣”是猪，“柔毛”指羊，“翰音”为鸡，而海鲜水产都以猪的内脏雕刻而成——虾、蟹、龟、鱼，活灵活现。两位主祭念祝文，一唱一和，主祭人分别是鲍氏陵园协会会长鲍灵琼和鲍家拳的传人鲍吉祥。子孙跪在墓前三跪九叩，无论男女老幼，皆可参与。同样的仪式要在鲍福宝的墓前再举行一次。当年新婚或者有新生儿的家庭，会在祖先墓前献上一只“子孙鸡”，祭拜之后拿去宰杀。这一天也会迎来宗亲族人的大量捐助，所有捐助人的名字和捐款额悉数写在红纸上，由专人唱诵，捐款用于族内的公共事务。对前来祭拜的鲍氏家族成员来说，最重要的参与是仪式之后在坟墓附近共享一餐——“打平伙”，这是屯堡地区的普遍习俗。
这一天，陵园外安装了巨大的游乐设施，旋转秋千上坐着兴奋的孩子。陵园内的广场被摊贩占据，售卖各样小吃，光顾者众多。坟山高处的空地支起了充气城堡，满场气球飘飞。来参加祭扫的人无不拖家携口，带着地垫、板凳、遮阳伞，最重要的是餐具。震天的礼炮是向先祖致敬，也意味着大餐即将开始，餐食按照每桌八人配置，一人十二元的餐票，高龄老人免费。叫到桌号的代表会带一个脸盆大小的餐盆来装菜和饭。就在先祖的坟墓旁侧开筵，宾主尽欢、人神同乐，如同一场嘉年华，蔚为壮观。钱理群曾经这样阐释中国民间的祭祀活动：“创造了一个人鬼相融、古今共存的世界，是子孙与祖先、人与鬼之间的精神对话，由此而形成深沉的历史感和超时空感。”鲍家屯的“上大坟”活动中又衍生出新的意涵。
而一些超越时代的精神遗产也留存于其中。在逐年扩大的“上大坟”活动中，鲍家屯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转体系，显示出高度的组织性。在清明节前两周，会务组启动，25名男性族人被选为“当头人”，每名“当头人”带3名妇女，这100人负责采买、杂务、接待宗亲，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准备清明当天的餐食。根据鲍灵琼提供的数据，2025年清明节当天，有3700多人同时聚餐，比2010年前后几乎翻了一倍。
活动相关的各类账目都被清晰记录，收入与开支会在下一年的“上大坟”活动中予以公布。而在当年的公告牌里，下一年的“当头人”已经被选出公示，按照各房支均匀分配，年复一年，有条不紊。这样高度的组织性，可能来源于在这里世代繁衍的屯堡后裔发展出来的适应本地水土的能力。在兴修水利的集体劳作中，在农耕时节互助“换气”中，在贯穿生老病死的节庆祭祀中，屯堡人发展出宏大又精密的运行程序。系统可以兼容更新，程序也能够不断迭代。
汪青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屯堡文化是处于永恒的变动中的，不断为人们所建构搅动的一潭活水，它既不是亘古不变的化石遗存，也不是仅仅迎合时势的展览空壳。屯堡文化的复兴和当代变迁是多元主体共同推动和建构的，但屯堡人并非任人摆弄的道具，而是秉持相当的主体性参与其中。”
每一个屯堡人，都要在传统规训与现代价值中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汪青梅也是一样。屯堡社会并非只有田园牧歌，对于家乡，她有着复杂的情感，她深知其中权与责、义与利的纠缠。她的研究生导师朱伟华毕业于北京大学，是钱理群的学生。1960年，钱理群曾下放安顺，在当地任教18年，成为一众当地青年的神导师，启发了他们的乡土意识与社会意识，孙兆霞也是其中的一员。孙兆霞对于屯堡乡民社会的研究，朱伟华对于地戏的研究，都是屯堡研究中标志性的著作，钱理群关于民间祭祀的阐释正出自朱伟华《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所作的序言。年纪越大，汪青梅越发觉得命运中的种种线条编织在一起，如同脐带，成为她与故乡之间无法切断的引力。
油菜花田散发出浓郁的芳香，水碾房游人如织，远处的山坡上不时传来敬祖的鞭炮声与礼花声。在清明节后，人群就会星散而去。汪青梅接到女儿催促的电话，她用方言说“毛花菜已经采好了，我们待会去做清明粑哦。”漫山的毛花菜是清明的时令野菜，掺入糯米面做皮，以苏子与红糖制成的引子糖为甜馅，香椿拌腊肉或猪血做成咸馅，饼皮刷上菜籽油双面煎黄，就是清明粑。这时的蒜薹味道也最好，柔嫩、纤细、清甜，绝无仅有，连我这个外乡人也无法停箸。“你说，我怎么能离得开呢？”汪青梅似在对我说，又仿佛在喃喃自语。
六百年，不过是稻子熟了六百次，族中只写下功成名就、出生入死的大事件，无数屯堡人的故事与隐秘都付予无言的山川，但对个人来说，这样的情感与口味、这样的身体记忆，才是一方水土能给予一方人最珍贵的馈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