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道｜专访吴晓求：中国与世界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专访嘉宾】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
【论道专访】
最大的感受就是人们终于没有紧张感
《论道》：吴院长好，很高兴又一次在博鳌论坛跟您见面。您是博鳌亚洲论坛的老朋友了，这一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是否有些新的感受？哪些议题是您最关心的？
吴晓求：我的确差不多连续参加了十届，今年论坛是疫情以后，我认为是最好的，而且已经慢慢回到疫情之前的那种感觉。这届论坛，嘉宾、记者、会员等等大概差不多4000人，回到了疫情之前的那样一种辉煌的时刻。博鳌亚洲论坛，我认为是中国最高端的论坛，也是最重要的论坛，它除了讨论大家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它还是亚洲、中国和世界民间交流的重要的平台。因为各国之间的交流，除了正式的官方交流，民间智库、学者之间的交流是变得非常的重要。
这一次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人们终于没有紧张感了，都是完全放松了，都是要谈一谈行动的想法，所以这也是预示着未来会越来越好。
《论道》：您觉得哪些议题收获很大，启发很大？
吴晓求：一个当然是开幕式，李强总理还有其他各国领导人的重要的讲话，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参加的分论坛，就是ESG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另外参加了很多小范围的讨论，特别是论坛秘书处安排我和媒体记者的群访，谈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所以大概从这里可以看得到，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我们对问题的看法也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
不确定的世界与中国的确定性
《论道》：您提到李强总理的主旨演讲，题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他强调“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中国的确定性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在您看来，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怎样的确定性？或者说，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确定性？
吴晓求：的确，世界处在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不确定性一个是由地缘政治所带来的；第二个是经济的逆全球化以及某些国家想脱钩的趋势。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的确世界处在一个不确定之中，中国要在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要让它变得相对的确定，所以也可以看到中国在某些热点地区地缘政治方面正在发挥自己的重要的作用，试图让世界回到一个和平的状态。通过和平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各自的争端问题，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去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分歧，这个是中国政府对世界关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作出的巨大的努力。
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是逆全球化。因为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应该是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通过分工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所以我们国家也是再次做出自己的努力，倡导经济的全球化。
李强总理在主旨演讲中专门提到，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同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倡投资的便利化和贸易的自由化，我想这个都是在为全球经济的未来贡献出中国的力量和中国的贡献。
《论道》：围绕今年年会的主题“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 开放包容促发展”，您觉得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中国可以与大家有哪些团结合作的地方？
吴晓求：实际上这个世界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基于分工的，因为各国有各国的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通过国际贸易机制能够解决各自的需求，能够获得比较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还是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还是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通过互利的机制，世界各国都能够获得比较利益，都能够提高经济的效率。
控制通胀：经济复苏与货币政策如何取得平衡
《论道》：在您看来2023年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这个也有很多的经济体面临下行的趋势，是否会触底反弹在2023年？
吴晓求：的确世界经济在某些地方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比如说欧洲它肯定受到了相关热点事件的影响，但总体上看世界经济还处在一个温和的增长之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机构对今年的世界经济的增长率预计是在2.9%，当然中国是5%。从很多研究报告里面来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接近50%，这是一个重要的表述。
《论道》：可以说控制通胀是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在收紧货币政策与促进经济复苏之间如何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
吴晓求：全球的通胀因素有多方面的来源，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一个是货币扩张，就是过去为了应对金融的动荡和一些经济的增长，经济的衰退，都采取了相对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一定程度上对通胀会带来新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跟地缘政治的紧张有密切的关系，的确会使得欧洲的能源带来很大的影响，
硅谷银行事件之后，应该说美联储加息的幅度和节奏会明显的放慢，因为货币政策的很重要目标当然是控制通胀，美联储更是这样，所以控制通胀是它的主要目标，现在通胀到6%，应该说进入到一个慢慢会下降，所以我想加息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将会慢慢衰减。中国的货币政策，当然它更具有更大的一个目标，除了控制通胀，保持币值稳定，它还有一个功能是要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它的目标是双重的，也包括稳住就业，也是它的重要的目标。
中国的货币政策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下降的通道，就是利率也好，存款准备金也好，都处在一个下降的过程之中，所以它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周期完全不同。从现在来看，我们如何的保证今年5%的增长，货币政策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前一段时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货币的供应等等，都是要朝着这个目标。
《论道》：很多外媒在评价说全球又到了博鳌时刻，全球治理也进入了亚洲时刻。在这个时间节点，您看到了整个世界经济或者中国经济未来的一些什么样的趋势？
吴晓求：博鳌亚洲论坛是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发出亚洲的声音，而且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期，亚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亚洲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规模，还是它的创新力、影响力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全球经济增长亚洲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亚洲，中国又是最重要的，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无论是从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全球的影响力都是最大的。当然亚洲国家，也包括印度，印度也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比较快的国家，所以亚洲已经成为经济一个新的增长期。
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一项重大改革
《论道》：今年年初，资本市场有重磅消息，2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了，怎么理解？
吴晓求：是的，注册制改革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注册制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最重大的一项改革，它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真正进入到一个市场化的阶段。
我过去说过，中国资本上有三座丰碑。第一就是沪深交易所的建立。1990年底和1991年初，沪深交易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形成，也意识到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整个金融脱媒时代的来临。第二是股权分置改革，是2005年，这个改革非常重大，而且非常复杂，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改革的核心是把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做了统一的规范，所有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的预期都是一致的，这是我们这个市场做好的前提。第三就是注册制的改革，它就是让金融资源能很好的由市场来配置，其中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发行制度以及发行定价交给市场来完成，交给市场来决定，由市场来决定上市公司，由市场来形成发行的价格。
虽然注册制的改革其属于发行制度，但它是全链条式的，它包括上市、重组、并购、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改革、退市机制，以及对违规违法的处罚和法律制度的调整，而且对全市场要进行覆盖。过去只是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有，现在全部并轨，并到注册制，并到市场化的轨道中来，所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法治化，进一步的法治化以及特别是国际化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论道》：您也说过注册制的实行和启动可能会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健康的成长，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吴晓求：对，注册制的改革它是市场化的标志，它为法治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为法治化它是需要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所以我们构建一个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个也正在不断的完善。
它的目标是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就让境外的投资者、国外投资对中国资本市场有信心，因为你没有市场，没有法治化，人家是不敢来的。但是中国资本市场最终的目标，它一定是要把它建设成全球非常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资产配置中心，或者简约成是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我想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它必须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前提。
修复机制、恢复信心、稳定预期
《论道》：包括世界银行和标准普尔，在过去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增速的评价是四点几，到现在他们调高为5.2%~5.5%，这个速度您怎么看？
吴晓求：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2023年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是定了5%，5%应该说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2022年经济基数相对比较低，在今年将幻化出新的经济增长的潜能，当然5.2%和5.5%这关系不是很大。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重要，但是和经济增长速度同等重要的是如何的去修复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以来的机制。修复机制变得非常的重要，修复机制的核心是如何的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根据新的发展目标，新的发展理念，我们要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层面上要做进一步的深化。
第二个，我们很重要的是要恢复信心，的确过去相当长时期，包括投资者也好，消费者也好，企业家也好，他对中国经济信心有一点不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2023年经济的形势也有一个判断，认为在供给需求预期三个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信心不足。当然肯定和过去三年疫情的一些困难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和我们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深化的必要性，或者明确一点，就是没有正确认识民营经济以及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所以就会引起人们的担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法治的完善变得非常的重要。法治如果不完善，人们当然会有担忧。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稳定预期，信心来自于法治的完善，预期来自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所以我想我们既要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更要注重在未来修复机制、恢复信心、稳定预期的重要性，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更重要。
《论道》：您刚才其实在不停的强调信心和稳定性，还有预期。今年我们的博鳌论坛叫做“不确定的世界”，“不确定”这个词在金融市场里面是一个最悲观的词吗？
吴晓求：当然也谈不上最悲观，因为金融市场它就是不确定的，如果是确定的，金融市场就没有生命力。实际上在金融市场里面，在金融体系里面，在投资市场不确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我们要让这个不确定性处在可预期的状态，不能失控，我们怕的是失控的不确定性，你不确定性就是风险，如果这个风险失控了，这个就很糟糕。如果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在我们预期之内的，这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主要是防止失控的不确定性。
《论道》：过去几年时间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这种不确定。您怎么样看这种不确定的当中，我们找到了很多对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吴晓求：你可以看得到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本的大规模的转移和流动，也是一种必然的东西，因为资本都是在流动的，国际资本它的敏感度很高的。
第一，它会找到安全的地方，它认为这个地方如果有某些担忧和不安全，它就会移动。第二个是它一定要找到有增长的地方，所以安全和增长性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的一个引导。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的金融改革，也包括香港特区，也应该是在这两个方面要吸引资本的流入，让它们第一感觉到是安全的、放心的，第二个是有发展空间的。这样一来还是回到法治和政策的稳定变得很重要，有了法治的完善，政策的稳定，实际上这是经济繁荣的基础。
因为经济繁荣需要资本，需要人才，需要技术，那么资本流、人才流和技术流流到哪里去，它当然流到它认为安全的地方，它认为它有发展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应该理解起来不是很困难。我还是强调我们经济增长的数量、增长率固然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必要的增长率，就业也好、收入也好的确会带来一些困惑，但是对中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完善制度，完善机制，一定是要沿着过去40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走下去，深化体制。
还有一个一定要重视开放，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巨大作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2001年12月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和速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就是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红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千万不要漠视外部市场的需求。
法治、契约精神和透明度是现代社会的三大标志
《论道》：您刚才说到WTO。实际上我们知道加入WTO对于中国企业发展更重要的可能是一个制度上的规则上的转变，也正因为中国从民营企业再逐渐扩散到国有央企，适应全球贸易的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企业得到了更好的成长。您刚才特别提到说我们的注册制改革，改革让中国的企业在整个管理制度上发生一些变化，来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如果我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
吴晓求：咱们提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完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吸收了或者借鉴了对标了国际的规则。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首先要融入，融入以后，你会发现可能有些规则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当然我们可以参与讨论，来让它这个规则更加合理公平。所以这是吸收现代社会文明成果和优秀的规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的作用甚至远远比说我们市场得到了很大的扩大。单纯的经济角度要更重要，使我们中国人的制度和规则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加入WTO之后，我们对知识产权高度重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国家创新发展的基石，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现在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的保护、著作权的保护，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虽然你也会找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看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深入人心，这就是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标志。注册制的改革当然没这么大的意义，注册制的改革只是对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有一个可以和加入WTO相媲美，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比它更重要，就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中国金融国际化，这个会更重要。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可自由交易的国际货币，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特别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如果能够形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比加入WTO实体经济的全面开发可能还要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金融的开放它的要求非常高的，比如说它要有特别严格的法治，因为没有法治，金融市场，人家不会来，刚才我说了它首先是安全，安全来自于哪呢？来自于法治，所以它会对一个国家的法治的完善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个是它要求有特别好的契约精神，因为金融交易是一种信用交易，如果你没有契约精神，人家就不可知，不知道你这里面有多深的水，他不敢来，所以契约精神变得很重要。
第三个就是它要求有足够高的透明度，对透明度的要求很高，就是你这个金融产品里面的那些信息必须高度的透明，所以法治、契约精神和透明度是现代社会的三大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我们当时加入WTO，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说，具有更大的意义，这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认为意义非常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