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94岁离休老党员，病床上捐出5000元现金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积极响应党中央对广大党员的号召，2020年2月26日，一名94岁的离休老党员，躺在病床上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出5000元现金。

这名老党员叫孙庆录，是一名经历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老兵，因身体原因，目前正在贵州省骨科医院治疗，这所医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八职工医院，孙庆录正是原总后八院的老院长。

2月28日中午，记者来到医院采访孙庆录，他正做完检查，躺在病床上休息。谈及捐款一事时，他说：“党培养了我，祖国有难，我作为党员，要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果光说不做，那就是对党不忠诚。我捐这5000元，就是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回顾孙庆录的一生，他从山东省东平县孙家村里走出来，从游击队战士到卫生队看护员，再到贵州深山里的三线建设者，他的脚步始终与医疗建设捆绑在一起，而他胸膛里跳跃着的那一颗革命红心，也始终在闪闪发光，从不褪色。

孙庆录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中有七八口人，生活困难，一年到头连肉味都几乎尝不到。在他的记忆里，只有过年时，家里才有可能买一斤肉，腌制起来，等到有客人来，母亲从那块珍贵的肉上切下薄薄的几片，煮上一大锅白菜，菜上面搁几块肉，这就算是很奢侈的伙食了

那年，河南发生大旱灾，两季农作物绝收，加上蝗灾肆虐,导致全省大范围饥荒遍野，这场大饥荒波及了河北、山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为养家糊口，孙庆录的爷爷、爸爸等人去了东北打工，赚到钱寄回家来改善生活。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留守家里的人靠着一小块地维持生活，实在没饭吃时，只能去外婆家借粮食。

“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和汉奸，到处都是碉堡，咱们老百姓今天逃明天躲，受人欺负，连饭都吃不饱……参军可以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1943年，一个搞地下工作的人来到孙家村，暗地里动员老百姓参军，这让当时还不满18岁的孙庆录心里埋下了一颗参军的种子。

1943年6月的一个晚上，孙庆录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烂衣服，什么行李也没带，什么话也没给家里留，就这样悄悄地跑了出来，一路跑到了三里地之外的王营村，在村里找到了游击队，自此开始了参军生涯。

进入游击队后，队里给孙庆录发了一把镐、三个手榴弹、一把套筒枪、三发子弹。每到夜晚，游击队出来活动，他们一人拿镐，一人拿钎，两人配合着把电线夹断，把木头杆子抬走，破坏日本人对外通讯的电线设备。

1944年冬天，孙庆录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当时，有四五十个日本人和一些汉奸抢了老百姓大概270头牛，游击队要把牛抢回来。战斗中，有炮弹穿透了孙庆录后背的衣服，在臀部那块炸开了，血肉模糊，伤口麻木，他丝毫没觉得疼。队长让其他战士把孙庆录背下去，那个时候没有医院，没有药，看护员烧了一锅盐水过滤纱布，然后就用纱布直接裹住伤口。

伤好之后，他被留在卫生队当看护员，负责照顾病号，后来当上了看护班长。1946年，孙庆录去河北省馆陶县学习了一年的野战外科，之后就去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方医院的卫生所当看护长。1948年，孙庆录跟着大部队去打淮海战役，战士在前方打仗，他们负责把伤病员转移到后方。紧接着就是渡江战役，孙庆录跟着大部队徒步南下，跟着后勤卫生部押运粮食和货物，一路走到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同年11月1日，“西南战役”打响，11月15日贵阳解放，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7日成都解放，至此，西南战役结束。

西南解放后，孙庆录留在重庆工作了五年，后来又被调去成都三五零八厂接手卫生科事务，期间回到重庆学习了一年文化。60年代初期，孙庆录被调去了江西九江建设总后三五二五厂，担任副厂长。1968年底，孙庆录接到了去贵州建设二三九四工程处（二三九四医院）的任务。

当时，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二三九四医院的开建主要是为贵州省贵定地区附近的四个军工厂、一个军需仓库的职工和家属以及附近乡镇的农民服务。

1968年11月，孙庆录等人开始了勘探确定地点、征购土地、编制设计方案等一系列建院初期工作。次年伊始，孙庆录等十多人陆续来到贵州省贵定县盘江公社筹建工程，这个地方四周群山环绕，地形陡峭，刚来时没有房子住，大家只能借住在平堡寨的农民家和原来的贵定县拖拉机站。

3月份，在一无图纸、二无材料、三无车辆、四无施工队伍的情况下，孙庆录带着十几个人的队伍亲自动手搞“干打垒”建筑。“我们要不怕跑腿，不怕坐冷板凳，不怕顶嘴，不怕风吹雨打。”孙庆录给大家鼓劲加油，带着全院职工和民工一起搬砖瓦、运水泥、搞地平、修道路，夜班提着马灯、点起火把搞夜战，干得热火朝天。经过20多天日夜奋战，两栋500平方米的“干打垒”宿舍终于建成。

5月份，工程全面开工。日夜奋战之后，二三九四医院于1969年10月1日门诊开诊，又经过近3个月的建设，医院在1969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这一天正式接收住院病员，当时，孙庆录担任院长，开院时间是他特意选择的。

“我那时候是两把手，一要建好医院，二要搞好技术，另外还要保障伙食。”孙庆录说，建院初期，医院物资匮乏，蔬菜副食都要去十几公里外的贵定县城或乡场上购买，为此，孙庆录到处借车辆去采购食材。之后，医院组织职工利用业余时间上山开荒种地，后勤部门养猪养鱼，医院还自办了豆腐房和酒作坊，极大地改善了伙食状况。

医院自开建以来，就承担了为附近四个军工厂、一个军需仓库及附近农村百姓治病防病的职责。在孙庆录等人的组织管理下，医院每年都按时深入工厂和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工作，组织采药小分队到黄平县、罗甸县等地的深山老林采药。此外，从1971年起，医院陆续开设新医科、开办夜校、开办护训班、开办医疗短训班、参加业务技术活动、选送医务人员到医学院校学习进修。

1985年，孙庆录离职休养。当时，医院开始了在贵阳开窗口、建分院的工作，离休的孙庆录并未真正休息，而是为了贵阳院区选址、筹建等事情到处奔波。1988年，孙庆录返聘任院长，同年，医院贵阳沙冲路颈腰痛门诊楼动工开建，次年，医院在贵阳市沙冲路分院的颈腰痛专科住院楼开工修建。

1990年，孙庆录离休。离休后，孙庆录一直在关注国内外新闻动态，关注国家的医疗事业发展。自去年底疫情发生以来，孙庆录始终心系抗疫，他坚信党和国家会打赢这场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他说：“国家有难，我也要表示我的心意，为抗疫出一份力！”

注：自正式开院收治病人后，二三九四医院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于1981年4月正式启用院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八职工医院”，2004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八职工医院”更名为“贵州省骨科医院”。

作者：贵阳日报融媒体  田坚、岳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