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的贵州札记丨射艺术之鸟的人

撰文:余未人 | 2025-12-27 20:50

回味昨日贵州省博物馆揭幕的戴明贤艺文展,此文想专探明贤兄文学成就之一隅。

戴明贤先生十余年前陆续推出四部作品,开卷展读,文字间的独特神韵便悄然漾入心田。在我看来,文字乃文学作品艺术性的灵魂所在。

以《子午山孩》为例,暂且不论作者在文体上独创的“以诗为传、按岁编排”之法,单是篇篇凝练的美文,已足以让人久读回甘、深味不已。他以最贴合郑子尹诗作意境的文字,将其译成白话文,又把自身的人生感悟融注其中,字里行间透着与子尹诗意浑然交融的奇妙质感。这种超然入品的融合境界,远非普通学术文章所能企及。

“随意散一回步,披着衣裳在篱笆下想想事,不知不觉,花树结满露水,天快亮了。这乐趣没有人与我共领,连自己都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这是他对郑诗的译笔;而他的评说则是:“夜以继日地读书,浑忘时间流逝,从见月如钩到月亮溜掉。这是子尹平居的常态,也是他最适意的时刻。”这既是子尹的日常,亦是明贤兄自身最心仪的状态。正因他与子尹在精神审美上高度契合,笔下文字方能自然灵妙、入神入化。

博古通今、旁征博引的深厚学养,在当今学人中已属难得,明贤兄却将其挥洒自如。《子午山孩》中,子尹二十五岁时所作哭儿诗,“仅四句二十八字,却有摧心伤肝的力量……这首诗还体现了郑诗的一个特点:虽句句纪实、平易如口语,却句句皆有出处。”随后,明贤兄逐一拆解诗句中暗藏的三个典故,堪称郑诗的知音式解读。他所言“显示子尹读书之杂之多,记忆力之强,融洽化用之巧妙”,用来评价他自己亦恰如其分。二人虽相隔百余年,却都深藏若虚,灵犀暗通。

我读书偏爱知识丰沛、以物写人的作品,《物之物语》恰是这般佳作。书中以“物”为切入点铺陈物语,旧物里品出新意,文字间自有天地辽阔。在我看来,这种写法于明贤兄而言,恰似他数十年不离手的羊毫与篆刀,堪称“物归其主、物尽其用”。这或许是他未曾刻意察觉,却早已运用娴熟的创作利器。文学本是写人的艺术,他看似在把玩旧物、摩挲老照片,实则笔端凸显的,是一连串呼之欲出的鲜活身影。这些人物没有完整履历与成长脉络,并非“传记体”的刻板形象,却尽显“人大于物、文学大于事件”的创作境界。《物之物语》中提及的人物,有名有姓者逾百位,主人公多是命途多舛却精神富足的逝者。作者能以寥寥数语将其写得形神毕现、入品入心,正因他从“物”的视角切入,以细节传情,凭精炼含蓄的笔墨勾勒神韵。

明贤兄擅长以绵密细节勾勒时代特质,更重自然流露,不屑于宏大叙事中直白堆砌“时代感”。《安顺旧事》以工笔细描民国时期安顺市民的寻常生活、古风民俗与内心波澜,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幽默气质——这份幽默早已融入他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观照世事、为人处世的底色。我读此书常会心一笑,故而一读再读,兴味愈浓。

如《电影院的风景》中写道:“后来去省城做客,正片前同样出国旗和三个人的像,全场起立……回到表姨妈家,大人闲谈时提到‘蒋委员长’,我下意识离座立正,逗得大人们笑出眼泪,传为笑谈。”一个孩童的天真举动,巧妙映照出专制政风、僵化教育与百姓暗地哂笑的情态,比千言万语的时风描绘更入木三分。《父执缙绅群》中,称缙绅“是一个城镇的脸面或门神。但这群人离小孩远——他们无暇俯视小孩,小孩也不愿仰视这些穿缎子长袍、团花马褂的老爷爷……小女对银髯飘飘、仙风道骨的父执说:‘四公公,把你的胡子梳成辫子嘛!’”作者“笑得不停拭眼泪”,又补一句“缙绅现在没有了,约略相近的,大约是‘老同志’”。寥寥数笔,时代变迁、长幼互动的画面便鲜活传神。

《黑白记》是明贤兄关于书法篆刻的心得之作,分“记事珠”“砚边草”“雌黄录”“淡墨痕”四辑,文配书、印,尽显高文大册的典雅大气,读来颇长见识。书中从技艺体悟中提炼人生哲理,跳出固有窠臼,见解新颖深刻。《人书关系》一文短而精辟:“古人出于‘泛道德论’的思维定势,往往把‘书品’牵强附会到‘道德’上,尤其与政治层面的‘忠奸’挂钩,常常难以自圆其说,成了‘真理与谬误只隔一步’的例证。”随后他列举数位历史书家为证,我深以为然——“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亦是同理,这里的“如”,应指审美趣味,而非其他。本文题目,便取自明贤兄《黑白记·学印》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