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吃贵州丨屯堡大会再见钱理群先生，回忆一段跟他、跟贵州有关的往事

前几天，看到屯堡文化大会在安顺召开的消息，八十六岁的钱理群先生应邀出席，还作了一场题为“认识脚下的土地：屯堡文化的独特风貌和重要价值”的主旨演讲。

2025屯堡文化大会开幕式现场

突然想起一桩跟钱先生有关的旧事来，窃以为，也完全符合我这个专栏的定位，其中那个“逛”字，说到底无非是通过文字，穿越时空，带着读者诸君知晓一些跟贵州相关的人、事、物。

二十多年前，由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三位先生领衔主编的《贵州读本》付梓。我算是比较早的读者之一，二零零三年底，钱先生回黔“寻根”。当时我还在新华社工作，机缘凑巧，约定了一次采访，记得那日天色阴晦，寒气浸人，就在所住宾馆的房间，听钱先生洋洋洒洒聊了两三个小时，谈所谓退休后做的“小事情”之一，即选编《贵州读本》。

钱先生对贵州有特殊的情感，据他自陈，“一九六零年，我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我考取研究生才回到北京，在安顺待了整整十八年……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也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是贵州这片土地容纳了我。离开贵州二十多年，我始终把贵州看作我的第二故乡”。

某种意义上，钱先生把贵州当作是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明确讲到，自己主持编写《贵州读本》的思考，我曾原原本本记录，现在看来，确是珍贵的材料，借此机会，转引如下——

所谓“读本”，我们为他界定了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群，而对于编者，我自己定了四个原则，也就是我们的编辑理念。

第一，是理想主义者的集合，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在实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做这种事情的回报是极少的，只有理想主义者愿意做。

第二个原则，打破大学和中学，出版界和教育界的界限，它必须要有学者的参与，需要黔人和黔友的参与，贵州人不一定能够跳得出来，外地人，他远距离观察，视野要开阔得多，他不一定拘泥于本地，黔人和黔友“自己描写自己”的一次合作。

第三个原则，把编书当作一个学术工作来做，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对贵州文化的一次探寻和研究过程，在大量的事实的基础上，有理性的提升，形成理念，来统率这本书，它是有学术的含量的。它是我们这批人对贵州文化的一种解释，不是唯一的，是允许讨论的，不是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第四个原则，它基本上是一个民间立场，教育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它的主体是政府的指导，但也需要民间力量的参与，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

我希望，《贵州读本》成为一本“长销书”，将来还可以有人来不断地修订，使之臻于完善，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期待。

《贵州读本》问世后十年，曾经历一次修订，由戴明贤、袁本良、王尧礼、杜应国、罗迎贤诸公续承其事，编委会在“后记”中自谦说，此书仍有继续修订的空间，留待将来。

我是个好古且对家乡历史充满好奇的人，日常读书，看到与贵州相关的文字，有意无意留存，偶尔也会想，是不是可将其补入《贵州读本》的事情。

三年前，跟贵州教育出版社的卢玫姐谈及此设想，一拍即合，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正是一份“接着讲”的工作，借此机会，希望在“续编”中辑入前书未选的“遗珠”，并选进去一些在前书出版后才发表的新作，确乎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这段续集的故事，权且打住，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