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贵州高原濮人与僚人的融合及其迁徙

贵州高原濮人与僚人的融合及其迁徙

濮人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之一，分布很广，被称为百濮。至秦汉时期，濮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降夜郎。夜郎竹王被杀，“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西汉文学家扬雄《蜀都赋》谓：“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华阳国志·巴志》谓：“其属有濮、賨……之蛮。”《华阳国志·蜀志》说：“堂狼县，故濮人邑也。”《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濮。”从以上材料可知，此时濮人分布区域，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北到四川，都居住有大量濮人。

蜀汉统治南中时，濮人成了受压迫剥削的对象。诸葛亮南征后，以吕凯为云南太守，云南郡人口稀少，“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华阳国志·南中志》）李恢迁徙濮民史籍未记年代，大约是与“赋出叟、濮”这一剥削发生在同时。当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三国志·蜀志·李恢传》）

三国以后，有关濮人的记载逐渐减少，而代之以夷僚或僚的称谓。

僚之称谓出现于史书，最早是陈寿、张华这两个同时代人的著作。《三国志·张嶷传》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说：“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马忠）令（张）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陈寿又在他写的《三国志·霍峻传》中说：“时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峻子）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上述所谓“僚种”“夷僚”“僚子”，即指僚人。

魏晋以后，濮人并不是突然就消失了，而是汉末以来濮、僚逐渐融合。魏晋南北朝学者认为，濮人即僚人。因此，对同一事件他们或称夷僚、或称夷濮。如发生在夜郎的竹王事件，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南中志》谓：“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以重币喻告诸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牂牁郡，以吴霸为太守……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而刘宋时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则渭：“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可见，“夷濮”即“夷僚”，汉时夜郎地区的主体居民是濮人或僚人。

晋以后，僚人的分布与远古时期濮人的分布相比较，范围缩小了，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域。《博物志》所指“荆州极西南界至蜀"，则包括了整个西南地区。史籍还具体指出了僚的分布。《太平寰宇记》卷三百五十六引晋人郭义恭《广志》说：“僚在牂牁、兴古、郁林、苍悟。”《晋书·武帝纪》：“太康四年（283年）六月，牂牁二千余落内属。”说明牂牁地区僚人主动接受晋王朝统治。此时，牂牁地区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到晋末，巴蜀大乱，牂牁地域部分僚人北迁，到成汉李寿之时，“僚自牂牁入”，发生了“引僚入蜀”的事件，“十余万落”僚人进入四川。

史料中记载僚人入蜀的时间，均记载是李寿篡夺帝位以后。史书所记李寿是在东晋咸康四年（338年）称“汉皇帝”，改元汉兴，而在建元元年（343年）“卒”，前后在位五年多。可知，僚人入蜀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40年前后。

僚入蜀后所占据的地方，虽说是“布满山谷”“挟山傍谷”，但不全是益州边远空荒之地。像巴西、渠川、广汉、资中等，都是益州较为富庶之区。因当时李雄起义后，益州许多郡县荒残，无人居住，才被入蜀的僚人所占据。《元和郡县图志》就记载了这方面的资料：“雅州（雅安）李雄窃据，此地荒废，将二十纪，夷僚居之。”又说戎州（宜宾）“李雄窃据，此地空废，后为夷僚居之。”据史料提供的地点，牂牁僚人入蜀后，大体上分布在三峡、黔江、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等流域之地。

牂牁僚人入蜀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因成汉统治者“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对各族人民施以暴政，在成汉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强迫僚人迁徙。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迁徙应是多种因素交叉造成，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故然统治者的强迫在当时封建专制情况下，僚人力量很弱，不可能立即起来抵制，造成了他们屈服成汉政权的压力而不得不迁徙。从史书记载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迁徙彼地（蜀地）的条件；二是自身在牂牁所处的环境。从彼地条件看，李特在公元298年领导流民起义，至李寿时，已近五十年。五十年中，益州战事不断。成汉政权内部为争夺帝位又斗争不休，蜀地人民思乱者“十室而九”，有的逃亡他乡，不少地方成了废墟。如前文所引雅州、戎州就是如此，需要大量的人口补充。从僚人在牂牁当时的处境看，情况很不妙。据《西南彝志》卷六《恒的另一家起源》说：“恒造了兵革利器，计算要征服濮为恒所用……取了濮的九个城。”反映了彝族先民在贵州高原与濮人战斗的情况。彝族先民战胜濮人，而占有其地，至魏晋时期迫使部分濮人向蜀迁徙。

成汉政权“引僚入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成汉政权的灭亡。“（诸僚）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这“十多万落”被彝族先民打败的牂牁僚人，却在益州称雄一世，使成汉政权甚感难应付，成了心腹大患。最后，促使成汉政权迅速衰败。

成汉政权灭亡以后，入蜀僚人继续影响益州局势，当苻坚派人攻打益州时，他们在东晋梁州刺史率领下抵御苻军的进攻。不过，这时他们的称谓不同了，而称巴僚。史载：“苻坚遣王统、朱彤寇蜀，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与巴僚相应，以叛于坚。育自号蜀王，与巴僚酋帅张重、尹万等进围成都。”（《晋书·苻坚载记》）

如果说，他们在李寿时，入蜀后所居住地是“挟山傍谷，与土人参居”的山谷。那么，经过几十年以后，他们已经向城镇迁徙了。《晋书·殷仲堪传》说：“巴宕二郡为群僚所覆，城邑空巷，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僚有。”殷仲堪在孝武帝（373至396年在位）时，为太子中庶子。他上书指出僚人在蜀地时的势力已很强大、就连巴西、宕渠的城镇，已为僚人所有了。从中可知，僚人势力在益州发展是很快的。

由于在晋代僚人势力强盛，时隔二百年后，《魏书》作者魏收专门为之立传。据《魏书·僚传》所说，僚族的社会形态已进入奴隶社会。而且，买卖奴隶已流行，“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甚至“有卖昆季妻奴尽者。”虽进入阶级社会，但原始社会残余仍很严重，“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其政治组织，有世袭的王，“往往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纺织业有相当的基础，“能为细布，色致鲜净。”其文化特征有干栏、竹簧、铜爨等。干栏本为我国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居住特征，但是，僚族的干栏既有与其他民族相同点——是一种木桩楼房，上面住人，下面养牲畜；又有僚族的特点，“依树独木，以居其上”，是一种巢居。

总之，从《僚传》所记，魏晋时期的僚人社会经济还处于落后状态。

作者简介：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