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说丨“故人具鸡黍”里的厚意与深情
孟浩然《过故人庄》诗云：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单论首联“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主人以“鸡黍”相邀，平静而自然，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客人应邀而至，招之即来，可见友情深，知交久，不讲虚礼排场。
而深入探究，远不止这些感受，看似平淡的诗句“故人具鸡黍”，实则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记忆。
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吃到鸡黍饭晚餐的“史上第一人”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受招待于“荷蓧丈人”。故事见于《论语·微子》第七章：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荷蓧丈人是孔子认定的“隐者”，尽管荷蓧丈人完全不认可孔子师徒的处世之道。而故事里荷蓧丈人“杀鸡为黍而食之”招待子路，并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子与子路会见，是尤其隆重的正式的社交礼仪，还不仅仅只是吃一顿晚饭而已。
另一个大家熟知的鸡黍待客典故来自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热忱待客的是桃源中人。《桃花源记》写到，当武陵渔夫进入桃花源，桃源中人“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下文还说，“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陶渊明爱酒，此处的“酒食”也便是上文“设酒杀鸡作食”的简称，而尽管陶渊明并没有明确说这“食”是黍米饭，但即便招待完全陌生的客人如武陵渔夫，主人们依然郑重其事，热情如火，心意满满。
区别于热情接待陌生人，以鸡黍待客，客人是老朋友“故人”的，最著名的故事甚至凝炼为成语“鸡黍之交”。
“鸡黍之交”典故源自南朝宋代范晔所著《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式传》中的范式与张劭故事：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故事说，东汉山阳金乡人范式与汝南人张劭是“太学”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分别之时，范式约定二年后到张劭家拜访。“信士”言出必行，约定之日，范式果然如期而至，升堂拜饮，与张劭尽欢而别。
而《范式传》下文还有很长的内容，其中突出了范式是张劭的“死友”，“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张劭病逝前称唯有范式能履生死之诺，范式闻讯白衣奔丧，张劭灵柩因待其执绋引柩方得入葬。因而“死友”一词，特指交情甚笃、至死不负的朋友。范张“鸡黍之交”的内涵，也从生前的守信延伸至死后的不离不弃，将友情的诚信提升至超越生死的境界。故而范式与张劭“鸡黍之交”，成为诚信守约、信义昭著的典范，对后世影响巨大，甚至凡诗词文赋中谈到“鸡黍”，均指向如此诚挚的君子之交。
而尤为值得指出的是，事实上，原典《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式传》里，居然根本没有提到“杀鸡为黍而食之”，“鸡黍之交”典故里全然没说什么“鸡黍”。也即，是后世文人全都自觉默认张劭招待“死友”范式的必定就是“鸡黍”——呵呵，这简直就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但再审慎反思一番，却又不由不让人叹服，春秋时期便载之于典籍的鸡黍待客仪式里的厚意与深情，让“鸡黍”成为了不二之选。要不，你说，张劭拿什么招待了范式，那肯定就是“鸡黍”啊！
而从符号学的视阈看，当“鸡黍”从具体的历史故事中抽离出来，也便逐渐演变为一个承载着传统文化精神的能指符号。每当诗人使用这一意象，便不仅仅是描写一顿普通的饭菜，而是在召唤一整套关于诚信、友谊、田园理想的文化密码。这种符号化的过程，使得“鸡黍”意象能够穿越时空，在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笔下焕发新的生命力。
探源辨流细梳理，再回味孟浩然《过故人庄》之诗句“故人具鸡黍”一语，则蓦然觉得，开篇就提到了“鸡黍”意象，赋予了诗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首联“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既是对眼前场景的真实描写，又是对历史典故的暗中呼应。如此一来，这里的“故人”不再只是普通朋友，而是承载着如范式与张劭那般深厚情谊的知己之交；“鸡黍”自然也不只是普通的现实里的饭食，而是饱含昭著信义与真挚情谊的精神世界里的文化符号。
当然，孟浩然在诗中并未直接提及范式、张劭之名，也没有叙述《后汉书》中的相关故事内容，而是以含蓄隐晦的方式化用典故，使不了解背景的读者能够欣赏诗中的田园意境，而了解典故的读者则能领会更深层的文化意蕴。通过这种隐约含蓄的用典，孟浩然将历史典故、个人体验与田园理想完美结合起来，使得这首诗作既是个体情感的抒发与表达，也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再现与升华，体现了其“言近旨远”的美学追求，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如何将历史典故转化为诗意表达的完美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