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历史”的尺度?——从“人类世”中的人类学谈起

孔学堂公众号 | 2020-09-06 12:06

2020年9月5日上午,第782场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在明伦堂举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新建在题为“历史的尺度:‘人类世’中的人类学”的讲座中,就“万物生存的时空结构”“人类中心的历史年表”“地球史尺度的‘人类世’”等层面,向现场近两百名听众做了精彩的讲述。

徐新建教授

讲座伊始,徐新建教授首先谈到,每一个社会现象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概念、体系、符号。人类及万物生存的时空也不是简单的坐标,它涉及时间和空间的结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问题是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但什么叫时间?我们怎么理解时间、运用时间?不同的人又怎么去定义时间?如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我们新的历史纪元划分——新冠肺炎元年前与后》中认为,人类的时间已经被“新冠”定义,自2019年起,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纪元。
“元年,特别是B·C这个词,就意味着对某种历史记忆的沿用,同时也意味着对历史某种命名习惯的挑战、反抗、超越与质疑。例如今天的日期是2020年9月5日星期六,这是用公元(又称西元)纪元的回答,我们好像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回答,但这就是真的、唯一的日期吗?在民国时期,汉语世界在时间上有三种选择,包括黄帝纪元、孔子纪元和西元纪元,如果我们现在选用前两种纪元方法,那么这种选择的背后透露着历史记忆和生活认同。但当时为何会同时有三种不同的记法?这应当就是人类生存在不同的历史尺度中会受到特定时空的影响而造成的” 徐教授谈到。

徐新建教授

“所以时间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它天天都在发生,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如果‘新冠元年’能成为一个共识,这样的划定将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同时也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我们今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对现代历史的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听众认真记录笔记

 徐教授认为,从儒家的“循环论”、贵州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中的“生死界”、佛学中“大千世”,都可得出时间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特性,客观时间是万物的生灭,主观时间则是历史的尺度,是相对、多元和可比较的结论。而从司马迁《史记》中“万世一系”黄帝源起说、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天地循环的英雄祖先”说中可以看到,人类源起的“历史年表”,其特定的选取标准是以人类进入“历史”后的社会活动为坐标来看待和计算的,说明“历史”这把尺子并非自然生成,而要受史学家们指定的“元话语”划定和支配。若用地质时间来衡量,人类古今关联的漫漫岁月,堪称“历史”的不过是其中一个特定阶段。正如卡尔萨根所说:“如果把138亿年的宇宙时光压缩到1年,“在12月31日晚上10点半,人类出现了…”。

听众认真记录笔记

最后,徐教授表示,无论是主观时间还是客观时间,都是在多元民族文化区域中所接受和共享的一种尺度。这把“历史”的尺子会随着人类的认知逐渐的在多元交流当中对话共传,在比较中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层面,这也是人类学在这样的种方法论当中,最好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主讲人介绍

主讲人:徐新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文史馆特聘馆员;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及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执行会长。徐新建教授先后就读和访学于贵州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曾在贵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地域文化与多民族文学研究,出版专著《从文化到文学》(1992)、《西南研究论》(1993)、《醉与醒:中国酒文化研究》(1993)、《民歌与国学》(2006)、《全球语境与地方认同》(2008)、《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和族群》(2008)、《侗歌民俗研究》(2011)及《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2015)等多部。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及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Revue de literature compare(法国《比较文学评论》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与《西南多民族生死观与民俗考察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与后期资助项目主持人,学术辑刊《文学人类学研究》(《文化遗产研究》)主编。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199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7)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2009)、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11)、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和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