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贵阳
编者按：本文作者袁銮，漫步贵州旅行指南系列出品人。旅游圣经 Lonely Planet《贵州》第一、二版作者。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贵州》、《黔东南》作者。资深贵州田野观察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媒体立场。
抗战，彻底改变了当时只有十万居民的贵阳。一倍、两倍于这个城市居民的逃难者，开始涌入这座西南小小山城。这些逃难者中，既有大家到现在还耳熟能详的精英，也有江南的理发匠、厨子和裁缝。人口的涌入，使得贵阳有了成为一个更现代化城市的基础，但不幸的是，和拿破仑的大军死于伤寒、一战带来蔓延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一样，霍乱随着战乱，一起来到了贵阳。
1938年，贵阳霍乱元年。
更要命的是，我们现在还在担心COVID-19会不会反复，但霍乱却铁定不会彻底根除。整个抗战期间，乃至直到现在，霍乱从未远离。熟视就会无睹，以至于那些年，在贵阳，因霍乱死人以千计的大事，好像已经被人忘记。
“卫健委”
1938年的贵阳霍乱，死亡人数395人，病死率26.37%。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在当时，依然获得了“处置得当”的评价。好评价的原因很复杂，一来，这个病死率，在当时，环比全球，也算控制得非常好；二来，在疟疾就能死数万人的贵州，这个甲级传染病的发病率，一点也不高；最重要的，那一年，贵阳的医疗水平，从几乎一无所有，到有了肉眼可见的提高。
医疗水平的提高，要记首功的，是“卫健委”先于霍乱到来：1937年，贵州省卫生委员会成立。从成立开始，卫生委员会就到处打钱，打钱给省市医院招医生，买医疗设备，还开设了戒毒所，让人戒毒（彼时贵阳吸食鸦片成风）。有了这些基础，战“疫”才多少有了希望。
贵阳医疗水平的提高的原因，粗暴地说，那就是让领导先生病。1931年，贵州“卫健委”的领导，以（相当于）“中央巡视员”身份回到贵阳时，身患“大疮”，无奈到几乎一无所有的省医院做手术，万幸地挽回性命。心有余悸的这位领导，当场捐了一万大洋给医院。再回来做“卫健委”领导后，就自然会在医疗上“报复性消费”了。
这位领导，名字叫何辑五。何辑五，何应钦的亲弟弟，何应钦女儿（过继）的亲爸爸，贵阳市首任市长（1942年），他还有个侄孙媳，名字叫温碧霞。
疫苗
山河有恙，医生永远都是逆行勇士。命运向勇士低语：你无法抵御风暴；勇士轻声回应：我就是风暴。
霍乱时期的贵阳，也是贵阳医界的大时代。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医疗界“四大”，都在贵阳：北协和和东齐鲁的一大批医学教授来到贵阳，组建了贵阳医学院（贵州医科大学前身）；南湘雅干脆整校搬到贵阳，继续办学，到现在，贵阳还有个湘雅村，那就是湘雅医学院的旧址。钟南山本人，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在贵阳度过了整个霍乱时代；城中，还有一个重量级传染病学家，他的名字叫王季午，他，是李兰娟院士的授业恩师。
华西医院没有来，它还在隔壁的成都；但华西医院的学生，来了，他的名字叫陈文贵，四川永川人。
我们知道，要控制疫情，就得“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最佳的方法就是打疫苗。尽管霍乱疫苗，早就有了，但贵阳人等霍乱疫苗，大概就是和现在很多国家的人等新冠肺炎测试盒一样，无论如何，都不怎么等得来。
等不来，那就自己造。陈文贵，就是在贵阳造霍乱疫苗的人。1939年，微生物学家、贵阳医学院教授陈文贵开始研制疫苗，并且很快就成功了。有意思的是，陈教授和当下的某些名医一样，集教学、诊治和药企于一体，他在贵阳石洞坡创建牛痘苗制造厂，不久之后，大批的霍乱疫苗开始投入市场。在陈文贵制造霍乱疫苗前，贵阳接种疫苗的不过千人，有了陈文贵的疫苗之后，十多万支疫苗，打进了贵阳人的体内。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陈教授为了让这批疫苗尽快投产，似乎有点违背医学伦理地，先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做了疫苗的人体试验。
水和茶
单靠打疫苗全民免疫，还不足够。打了疫苗，还得找到传染源。时间十分紧迫，上一波的霍乱尚未平息，1941年，华南霍乱又拍马赶来。
这一次华南霍乱，病毒研究所显了神威。和各大机构在抗战时期西迁一样，国内顶级的病毒研究所，迁到了贵阳两百里外的安顺。这个病毒研究所由李振翩教授领衔。李教授，湖南人，毛主席的同学。他着力研究霍乱的传染源，并且卓有成效。安顺托他的福，这场霍乱“只”死了十一人。
贵阳与有荣焉。1942年，在安顺病毒研究所进修的医生，贵阳人于本崇是当时的最美逆行者。他在李教授的指导下，他找到了贵阳的霍乱传染源：贵阳母亲河南明河。于是他带着贵阳医学院的学生沿河宣传别喝河水，并且搭棚给市民提供免费茶水，十分感动贵阳。
截断传染源后的贵阳，因霍乱死了92人，病死率5.2%。四年前，这个病死率可是26.37%。
有意思的是，似乎病毒研究所好像总是有骚操作的传统。于老师在斩断传染源的同时，还大力宣传贵阳绿茶对治疗霍乱效果好。而且，绿茶还带指定的，那就是必须要购买中档价位的绿茶。为了证明这不是无中生有，他还做了体外实验，实验表明，霍乱弧菌在绿茶中得到了很好的抑制……这个实验结果，后来写成了论文，发表在1952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
写到这里，笔者就是想说，这里有一个超靓的贵州绿茶广告位，卖贵州茶的老板，你们感不感兴趣。
自来水
南明河成为霍乱的污染源，贵阳人的饮水成了大问题。贵阳建城五百多年，这里的饮水传统从来都是南城人喝南明河水，北城居民，则打井取地下的涌泉。贵阳人到现在还会偶尔怀念南明映月，古井清流；但事实上，在自来水设施完备前，旱天怕水枯，雨天怕水浑，饮水难是老贵阳常态。
二十世纪20年代，在太平桥挑水的人。
何辑五领衔的贵州“卫健委”又一次显了神威，他们连自来水建设，都包揽在自己身上。1939年，他们在南明河的支流市西河建筑堤坝，做好了过滤、沉淀和消毒系统，用土制瓦管，第一次，将自来水引入到城市里。不过，那个时候的自来水并非在家扭一下水龙头的自来水；要喝水，还是得到城中的两个自来水取水点去挑，开始免费，后来五分一担水，只要你挑得动，绝不会限制水桶大小。待得1941年华南霍乱抵达时，贵阳的自来水管道开始倍速增长，再增加四个取水点。虽然是和尚挑水，但总算是第一次，全市人喝上了自来水。那个时候的贵阳市，真的好小。
疫苗和干净的水，是人类长寿的源泉。自此之后，贵阳人应对传染病，不再捉襟见肘。如今的贵阳，依然继承着1939年的自来水衣钵，当年的那个水厂，直到现在，依然还是贵阳的水厂。
医院
大疫情来临时，医院资源被挤兑的事也必然会发生。即便当时的中央医院，都已经搬到了贵阳，钟南山院士的父亲钟世藩，就在那里上班。后来“卫健委”想了个办法，这个方法从中世纪延续至今，经济实用且有效，我们姑且可以叫它“方舱”医院。
——《贵阳市志.卫生志》
红十字会也没有缺席，贵阳市的红十字会，本身就有医院，开在慈善巷里，叫布德医院。这个红十字会，由本地制革大亨熊静安主持。但那个时候的慈善主调，还是抗日救亡，城中土豪为抗日捐钱捐物，多有记载；而吃瓜群众的道德绑架水平，比现在的吃瓜网友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他们似乎每个人都有个小本本，如果有地主老财不肯捐献，就集体杀到他家逼捐，还质问你为什么毫无休戚与共之心。
起到更大作用的，是设在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这里，本来是战地医院，是用来救助抗战军人的，很多国家的医生，都在这里汇合，最好的救援物资，也会运到这里来。当贵阳发生疫情时，他们毅然决然地开放了群众通道，让群众来图云关治病。
爱情
贵阳，风声鹤唳。但在彼时一片焦土的中国，这里依然被称为怡然自得的稳定后方。封城是不可能封城的，抗战时期的贵阳文艺活动，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那个时候，民国影星胡蝶在贵阳阿嘛照相馆拍着写真；文豪茅盾老师，在贵阳旅着游观着光；画家丰子恺，在贵州潜心创作。而徐悲鸿老师，则在霍乱时期的贵阳，收获了爱情：他除了多次来贵阳办画展筹款支持抗战之外，1944年，还在贵阳长住了三个月，说服他助手的表姐，让他和他的助手结婚。
那一年，徐悲鸿老师年满50，妻子廖静文22，妥妥的，一树梨花压海棠。
为什么贵州省博物馆里，收藏了特别多徐悲鸿的画作，这就是原因。
离殇
1944年，竺可桢校长带着李约瑟，从贵州湄潭出发（浙江大学西迁到湄潭），乘坐一部破破烂烂的货车，来到贵阳。这位后来写出《中国科技史》的剑桥大学大拿，来到贵阳，成为抗战以来，贵阳最大的文艺新闻。那一天，李约瑟在贵阳开了个分享会，城中能喊得出名的知识分子们，最后一次聚集在一起，济济一堂。
正是他们的到来，才共同组成了属于贵阳的那个让人怀念的大时代。
不久之后，抗战胜利，何辑五的哥哥何应钦，去领了日本的投降书。贵阳的疫情，还时不时地发生。进城的路口，防疫队已经就位，要进城，先打一针疫苗；出城的人群，却怎么也拦不住，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像白云一般，在贵阳小城里，骤聚骤离。
战士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家乡。往后余生，他们不经意提起，人们才依稀记得，那些曾经改变过贵阳甚至中国的人，有过这么一段黔城往事。
人终究会离去，只有瘟疫，永存世间。
参考资料：
《贵阳市志.卫生志》
《贵阳市志.工业志》
《抗战时期的贵阳文艺活动》
《贵阳巡礼》茅盾
《贵阳指南》1938版 陈恒安
《贵阳市指南》1942版 陈恒安
《大后方》纪录片
《于本崇学报稿》
《贵阳名人》
若干零散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