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恭达•抱云堂艺评】读书札记之四十三：文字内容是书法作品的“核”

于学书者而言，无不把王羲之的《兰亭序》奉为圭臬，“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每个书家都可以在其中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熊秉明）。作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美学特征最符合传统书法的审美观：“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在技法上丰富并规范了行书的笔法，点画凝练简洁、结构多变，如其21个“之”字的写法或技巧都有差异，无一雷同，各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除艺术性、技法性为世人称道外，《兰亭序》还是魏晋散文中的经典，并被收入《古文观止》，钱钟书称：“窃谓羲之之文，真率萧闲，不事琢磨，寥寥短篇，词意重沓。”可以说，《兰亭序》能成为经典，与其文字内容有着莫大的关系。言先生在《中国书法的审美价值与生活底色》一文中对此解析道：

公元 353年上巳节，东晋名士 40余人在会稽山阴举行了一次修禊活动，他们曲水流觞，燕饮抒怀。在将当日所做诗文汇编成《兰亭集》之后，王羲之欣然提笔，撰写序文，这就是《兰亭序》，一篇应景式的文学作品，竟催生了书法艺术水准极高的“天下第一行书”。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均因有十分高超的文辞与书艺表达成为天下翰墨名篇。这就是文学与书艺的密切关系，因为它们都是以思想和语言为基础的，通俗地说就是古人所说的“意”。“意”在古文字解读中由“心”和“言”两部分组成。王羲之成功地探索了汉字手写便捷、美观的表现规律，依托自己深厚的文学学养与艺术技巧，铸就了《兰亭集序》的经典地位。这就是书法必须以有意义的文辞为表现内容，艺文兼备，表达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情感。（《抱云堂艺评》）

王羲之《兰亭序》（褚遂良摹本）

中国书法具有文化和艺术的双重属性，好的书法作品首先是文字内容要有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卓远的见识、高雅的境界、动人的文辞，这样才会引发书者的书写欲望，进入“心手相应，物我两忘”的书写状态，从而“将诗书融会贯通，畅其胸臆，散其怀抱，以己之感直抒性情”，创作出既有笔墨语言，又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之作。台湾书家王壮为称：“书法确实有其独立的高级的美术性……如就它的特性再加分析比较，便发现和音乐最为相似，和声乐尤为相似……最好的声乐是歌词的意义与音乐的律相融合，而达到一种境界。”在书法作品的欣赏中，文字内容肯定会影响到观者的鉴赏心理。那些精品力作无疑都是文字内容与书艺表达互为载体，在艺术美感上相互生发，激发出1+1〉2的神奇效果。“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篇记录当时盛大雅集活动的美文，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则是悼念亡侄，催人泪下的祭文，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记录了宋代佛学和书法的时代关联。从怀素的《自叙帖》直至林散之的《论书帖》等等都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也是书家亲身经历，抒发内心感受的自作诗文。”（言先生《书学散步》）这些流传下来的经典法书，无不是文辞优美的佳构。正是文字内容与书艺内涵都极为丰富，有文有墨，文辞和笔墨相得益彰，从而翰墨生辉，成为千古流传的书文合璧之典范。言先生也曾对这些经典法书的文字内容及艺术表现进行了总结：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传世经典的艺术作品时会发现，这些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内容上，书写记录了那个时代深刻的社会生活或特定的人文事件；艺术上，是在传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又注入了那个时代新的元素，包括笔墨技法元素与时代精神元素，完成了一个时代艺术承继与创造的辉煌。艺术作品的时代文化创造无非有两个方面，即内容与形式的创变，“文”与“质”的互动。（《书学散步》）

颜真卿《刘中使帖》

不难看出，这些大家都是艺文兼备的，书法作品在“艺”的基础上能彰显书写的文字内容。这样的作品才是有技有道、有艺有文，作品更加的气韵生动和精神饱满。萧娴说：“文学是书法的母体。”于今天的书者来说，不能只做古今贤人诗文的搬运工，还要具有赋诗、作文、撰联的文学才能，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到诗文中，再通过书法艺术表现出来。南怀瑾说：“有的人，只可读其文，不必识其人。有的人，大可识其人，不必论其学。人才到底是难两全的。”可以借此说，有些书法作品只可看其字不可读其文，就算是读，你也无法由此来体悟“书，如也”的论断。因为那文字内容都是随手抄来的，怎么可能通过文字来读其人呢？对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艺术修养和丰富生活知识的书者而言，借助自作诗词来进行艺术表达，这当然有利于书法艺术创作，而且更为具有深刻的意义。

宋人王辟之说：“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可以说，苏轼书法的文字内容往往比书写技巧更具感染力，让读者大饱眼福、大快人心。苏轼诗文书画之高妙，皆源于其胸中有万卷书，其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唯有积学者，才能成就高妙的书法意境。所以，我们强调书者要具备自作书写内容的本领，旨在强调书者的学者化、文人化，而非工匠人、手艺人。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和扎实的书法功力，哪怕不以自作诗文为创作内容，随便记点生活琐事，那文字也有明确的意思和实在的内容逻辑。就算是抄写他人的文辞，也绝不会提笔就是“厚德载物”“上善若水”，开口就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而是能够应人、应时、应景，合乎主题、顺应时代的选择文字内容进行创作，以体现自我的审美价值及有深度的灵魂。如在宋四家中，苏轼是很少抄录别人的诗文，米芾基本上不抄，蔡襄是完全不抄（除碑版），而黄庭坚是较多抄录刘禹锡、李白等前人诗文和禅家语录等。难道说黄庭坚不善作诗文？这于江西诗派开派宗师和领袖的他来说，怎么可能呢。这是由于“黄庭坚与书法的实用性离得最远。忽视实用性，则必然将艺术性置于首要的位置，可以说，黄氏是‘宋四家’中艺术自觉意识最强的一个。”（曹宝麟）同样是抄录他人文辞，由于书者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别，其胸襟境界、艺术语言和思想情感的表达也就有高低优劣之分了。

赵孟頫《真草千字文》（局部）

虽说书写文字不是书法作品的本质内容，但在书法作品中却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不同的文字内容，其书法作品自是有各不相同的艺术效果，如孙过庭《书谱》中对王羲之写不同内容的作品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进行的解读：“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不同的文字内容可以寄托书者不同的情绪，通过书法作品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风神面貌。著名戏剧家魏明伦说：“文学是一切艺术的灵魂，不论是绘画、舞蹈、音乐，都以文学为基础、内涵。有文学在里边，可能就是家，否则，可能就是匠。真正的书法家肯定是文书同根的，有这样的底蕴，才可能成为优秀书法家。中国文学底蕴不强，不能成为非常优秀的书法家。”此言揭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特质，也道明了中国式的审美习惯，那就是书法艺术所追求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人生而艺术。正如刘熙载《书概》所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也”。

有人信心满满地称当今的书法已超越古人，这或许只是在技法的训练上、作品的形式上而已。要是让那些重形式轻内容的展厅书法与古人的文书俱佳作品相比，其差别可不是一星半点了。当今的书者更注重技法训练，计较于笔法、字法、章法，而漠视了文字内容所带来的笔墨精神和内涵。沈鹏先生曾在《传统与“一画”》一文中指出：

“专业化”淡化了书法文化，书法从广阔的文化领域退到书法“自身”，追求外在的形式感与点画的视觉刺激，减弱了耐看性与文化底蕴，原有的词翰之美消减了，文人气息弱化了，书写的“刻意”“蓄意”多于“无意”“随意”。若干优秀之作，可以称作机智与灵巧，却达不到古人那样的智慧与风范。

书法家的“文”，尤其独立于书法之外的一面，也直接关系到书法作品的气息。书法家的人文素养，既是知识积累，也是一种精神境界、精神状态在书写中的直接流露。从事各类艺术都要“博学”，而书法家所要求的特殊性，直接渗透到数不清的“一画”之中，深藏在“一波三折”之中。

对于当下书者而言，对于“怎么写”的问题基本上都很重视，然而对于“写什么”往往是轻视甚至忽略。章太炎曾为弟子黄侃定润例：“文（寿文、祭文之类），每篇二百元；书，四尺者，八元。”文与书相差二十五倍，现在是整个颠倒过来了，文不值钱，而书画疯涨。此润例于今日书坛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颇有警示意义。“文之道，时为大”，书法创作如果不注重文字内容，那如何留下当代文化的痕迹？言先生在《借得梅花一缕魂——我的学书之路》一文中深刻指出：

文字内容是任何一件书法作品的“核”，有核才有生命，才有魅力，才有根。（《抱云堂艺评》）

不管是写自作诗文，还是记录日常生活，或是抄录别人的文辞，都无可厚非，但必须端正态度，认真对待“写什么”的问题。言先生认为“文字内容是任何一件书法作品的‘核’”，并非要求书者人人都是文学家、个个都能自作诗文来进行书法创作，而是强调书者必须提高个人文化修养，书者都要做文化人。毕竟，书法艺术也是时代的产物，“历代文人书家将传统文脉与时代情怀有机融合，赋予一个时代艺术新的生命，这是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言先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