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文化随笔征文大赛作品选登】仁怀陶家寨:古风犹存,文脉厚重

2023-01-18 16:44

陶家寨一角

2022年1月8日至21日,笔者随导师前往位于仁怀市鲁班街道西南侧的陶家寨,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对该寨村民生产生活、文化与习俗、乡风文明及经济发展状况等的调查,继而完成“贵州大曲•寻找记忆中的味道”项目之《陶家寨村志》编纂任务。

特色饮食

陶家寨,依然保持了一日两餐的饮食习惯。人们以前为了打理地里田间的当季农作物,清晨七八点便起床。而现在,随着经济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又逢寒冷的冬日,村民们便顺势延缓晨起时间,过上了惬意的生活。往往上午9点后,方看到村中升起袅袅炊烟。走访途中,看到村民于地里采摘当季的蔬菜瓜果,白菜、青菜、豌豆尖等。到下午4点左右,陶家寨便陆续进入晚饭状态,现摘的蔬菜被端上了餐桌。

这里的人们喜食酸辣,每逢赶街时,集市上便摆满了糟辣椒,还有平日里制作的酸菜、豆花。村子里随处可见小小的白萝卜晒在簸箕里,或者挂着细绳放到房前屋后,以便风干后加工制成萝卜干。

冬日里,炉火是乡民们家居必备的取暖设备,更是美食的守护者。在入户访谈时,常看到农户家中将纸盒三三两两的叠放至炉火旁,间或散发着怪味儿,细问方知是在制作“香豆腐”(又称霉豆腐、臭豆腐)。据村民介绍,腌制可口的香豆腐,需把豆腐切成小块,将水分沥干后放置在专门的竹架上,静待发霉。通常一周便可霉变,拖久会导致发酵失败。因此,冬日里为确保温度适宜,便将其放在炉火旁烘烤。此过程中也需注意温度控制,以免发生盗汗现象,使得制作失败,白白浪费食材。

不仅如此,炉子上方还放着用纸包好的豆豉。这些烘干后的豆豉砣,可用以做蘸水调料或是炒些蔬菜和肉。

豆花,也是陶家寨比较盛行的餐食。做豆花的阿姨说,豆花的制作要从挑选豆子开始。夜晚时分,选取颗粒饱满、无坏死的大豆(主要包括黄豆和黑豆)放于水盆中浸泡,经过一晚之后,第二天便能看到水盆里的大豆膨胀起来,变得饱满。接着,将其捞出制成豆浆。据阿姨介绍,豆浆以前是通过人力推动石磨碾,现在用豆浆机则方便许多。将充分浸泡的饱满大豆放入豆浆机中,再加入适量清水打磨。为了获得细腻的豆浆,通常要打磨两三次。豆浆打好后,接着将其用纱布进行过滤,挤出豆浆放入盆中冷却。残留于纱布的豆渣,也可用于烹饪,切不可随意丢弃。过滤完后,将豆浆倒入锅中进行蒸煮,开启大火,同时撇去浮沫,待豆浆烧开后,便可转至小火慢炖。而后,将稀释后的胆水(亦可选择加酸水或是石膏),慢慢地倒入锅中,稍稍搅拌,再把切好的白菜放入锅中蒸煮,静待豆浆与白菜凝固成团,就做成了美味的菜豆花。

菜豆花

特色生计方式

陶家寨因为交通便利,作为茅台酒厂的红粮(本地俗称,即红高粱)种植基地,受现代化影响较大。其种植业,历经从烤烟、水稻到红粮的变迁。

行走在陶家寨新沟组沟口一带,在农户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矗立的黄土墙烤房,是专门用来烘干烤烟的。据载,陶家寨的烤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沟口一带农户开始栽种的,当时种子和肥料由鲁班镇烟叶公司发放。据《遵义县志》记载,烤烟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遵义地区引种成功,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团溪成为烤烟集散市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烤烟在遵义、湄潭、余庆等县试种,并逐渐向全区推广,发展成为全区农村的重要经济作物。

虽然烤房现在已经被闲置下来,但在一定程度见证了陶家寨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其经济生产方式由最初生产烤烟出售,逐渐向种植高粱转变。

据《增修仁怀厅志》记载:“在半山可种稻,在山坡种稷不宜稻,水田宜稻,干田宜胡豆,山地肥者宜诸豆,高山宜包谷。”民国时期,水田逐渐向高山地区发展,水稻收割后,放水晒田,增种一季小麦或油菜。旱地多为一年两熟,鲁班、茅坝等半高山地区,水田种一季水稻后,大部分泡冬水。旱地一年一熟包谷或小麦、红苕等其他作物。

在种植红粮以前,陶家寨进行过水稻种植,但是由于水资源匮乏、水稻售价低(同比红粮)等原因改为种植红粮。

陶家寨作为贵州茅台酒有机原料生态示范园,种有红高粱、黑高粱两个品种。酒厂仅收割红高粱用以酿酒,而黑高粱则主要利用秆捆绑制成扫把、洗锅刷等日用品,多为家用,少许出售。

红粮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能给种植家庭带去可观收入。因此,种植红粮也成为陶家寨当地民众的生计方式之一。一方面,红粮种植为茅台酒产业发展提供了高产量、高品质的原材料,促进当地酱酒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企业集团与农户相互依存、共同寻求发展道路的路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陶家寨村民的就业问题。

人文厚重

陶家寨村民多为葛、张、方、朱等姓氏,而陶姓寥寥无几。为何命名为陶家寨?我们在一位谙熟陶家寨人文掌故的老先生那里,听到了缘由。这里最初的本地居民中,陶姓居多,故而被命名为“陶家寨”。因后来刘家先祖迁来此地,购买了陶姓人所属土地,而陶姓则搬至遵义,于是,便出现了陶家寨陶姓鲜少这一现象。

而“桃佳寨”这一说法,则是在1921年,刘家时任黔军第四旅参谋长在外围墙旁的小石桥上,把陶家寨写成了“桃佳寨”,使得“桃佳寨”见于诸文献和题刻,但使用范围并不广泛。

陶家寨在20世纪70年代时已基本完成扫盲工作,那些年长者通过进入夜课班学习,实现了脱盲。因此,在改革开放后,这里的大学生数量便已达百余人。

陶家寨各姓氏向来重视子女教育问题,即使家庭经济困难,也要设法保障孩子上学。正因为如此,陶家寨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声名远播。其中,恢复高考以来,鲁班镇的第一个大学生便出自于此。

磐石桥

陶家寨还有很多文物古迹,白家坳鲁班场战斗遗址、双魁田葛家大院、磐石桥,以及附近大坝剿匪碉堡等,这些遗迹见证了陶家寨的变化历程。

作者介绍:

刘国芬,1996年生,贵州水城人,贵州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参与《村寨志·陶家寨卷》《永靖镇志》《永靖名镇志》《习酒70年图志》《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料汇编·贵州卷》等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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