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报》| 安顺屯堡，一部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的范本
地戏艺人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开展地戏巡游。 程洪凯摄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本寨村。 作者供图
贵州安顺，素有“中国屯堡文化之乡”的美誉。自明代推行“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军民屯田制度，600多年以来，这片土地见证了江南移民与贵州各民族从最初的军屯共处走向文化共生、从经济联动升华为情感交融的历程，于空间居住、文化习俗、经济结构与社会交往等多重维度构建起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态样本”，为当代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供了历史镜鉴。
空间互嵌：从军民屯田到交融共居
明初，为实现对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朱元璋采纳屯田戍边之策，建立起系统的“卫所屯田”制度。该制度设卫、千户所、百户所三级军事建制，在留军屯戍的同时，迁徙江浙皖赣地区的富户、农民、工匠等，与军户及家属共计近20万人入黔，通过“调北填南”形成“军屯戍边、民屯垦荒”的格局。明代在安顺地区设有普定、安庄、平坝三卫，据《安顺府志》等方志记载，下辖约150个百户所，屯军及家属总数近十万人。这一大规模的军事移民与屯田制度，不仅改变了此前贵州地区的人口格局，也为后世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奠定了重要的人口与制度基础。
历史上屯堡的聚落选址与空间布局，充分体现了军事防御与地理嵌入的双重智慧。地处滇黔古道要冲的安顺，屯堡多择址于坝区与驿道交汇处的战略要地，如天龙屯堡扼守古驿道咽喉，鲍家屯坐落于邢江河谷，本寨则依托云鹫山险要地势而建。在空间上形成了类似“中心—边缘”的初步嵌入式结构：屯堡人聚居于坝区及驿道沿线，苗、布依、仡佬和彝等民族则以“插花”形式分布在周边山地。这种“插花式”分布，在客观上为民族互动创造了地理条件——屯堡作为当时中原农业技术、手工业技艺在贵州的“传播据点”，与周边少数民族村寨在土地利用和资源交换上逐步形成共生关系。
随着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渐趋松弛，屯军“军转民”进程加速，官田逐步转为私田，周边少数民族开始租种屯堡土地，进而迁居屯堡外围形成“卫星村”。以云鹫山区域为例，因苗族家庭擅长纺织等手工艺，在清代形成了屯堡人居于山上的云山屯村、苗族人居于山下皂角关村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两村居民开始混杂居住。时至今日，云山屯村和皂角关村早已发展成为房屋交错、巷道互通、水源共用的深度融合景象。这一历史演进，标志着民族互嵌格局实现了从自上而下的制度推动到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融合的重要转变。
文化互嵌：多元习俗互动中的认同
空间上的毗邻共居，为更深层次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与舞台。于是，在建筑、语言与习俗等领域，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互嵌悄然发生。
在建筑文化层面，安顺屯堡建筑既保留明代江南建筑的文化基因，又融入了地方营建智慧，成为文化互嵌历久弥新的实体见证。安顺建筑形态经历了由明代营房的规整布局向“军转民”后自主建设的民居聚落的演变，创造性地将江南传统三合院、四合院形制与贵州喀斯特地区的石材资源相结合。其外墙采用石材构筑、内部以木结构承重，形成“外石内木”的独特建构体系，既延续了江南“四水归堂”的聚气理念，又适应了黔中地区多山多石的自然环境。空间布局上，民居恪守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规制，堂屋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反映了儒家伦理秩序；建筑装饰中，门楣、窗棂、柱础等处的木石雕饰（如狮子绣球、万字纹、花卉图案），则延续了江南“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艺术传统，最终形成石砌聚落、江南遗风与喀斯特山水相得益彰的地方建筑风貌。
位于西秀区鲍家屯的水利工程堪称文化交融的典范。明洪武年间，自徽州迁徙而来的移民修建鲍家屯村时，不仅以八卦图式规划村落建筑与街巷布局，更将皖南的治水经验与当地地貌特征巧妙结合，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自流灌溉系统，使得村落周边不同高程的近3000亩田地皆得灌溉之利。600余年来，这座被后人誉为“袖珍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持续发挥着灌溉功能，滋养着安顺各族群众，其传承不辍的岁修传统，更成为当地多民族共同守护的技术遗产与历史记忆。
在语言文化层面，历史上安顺屯堡方言与各民族语言形成了深层次的互动。从“词汇互借”来看，屯堡方言的形成虽以明代江淮官话为基底，保留卷舌音、儿化音特征（俗称“堡子音”），也在日常交流中大量吸收了苗、布依等民族的词汇。据学者考察，屯堡人将山坡称为“垴旮”（源自苗语），将溪流称为“硐”（源自布依语）。与此同时，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也深受屯堡方言影响，在山歌、酒歌中大量使用“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儒家辞章，使其表达形式和文化内涵更为丰富。这种“语音有别、语义互通”的语言生态，成为各民族文化深度互嵌与交流的重要基础。
在习俗文化层面，艺术与仪式活动的交融尤为显著。安顺屯堡地区每年正月举行的“抬汪公”仪式，祭祀对象为隋唐时期徽州地方英雄人物汪华，这一传统同样是随“屯军戍边”传入安顺。巡游仪式既延续了明代江淮社火传统，又融入了安顺当地民族的芦笙队与莲船舞等表演元素，早已成为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年度文化盛典。
国家级非遗安顺地戏则更具代表性，这一艺术形式源自军傩传统，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弋阳腔及军阵武舞，至今仍保留着弋阳腔中“一唱众和、其节以鼓”的表演形式。剧目多取材于《三国》《杨家将》等忠勇故事，同时又结合地方傩仪特色，融入驱邪祈福的祝愿。表演者所戴面具在地方傩面具基础上进一步艺术化，以突显角色的威武形象与艺术美感。这些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的习俗活动，不仅发展成为独特的地戏艺术体系，更在持续的文化实践中共塑文化记忆、深化文化认同。
经济互嵌：共生发展中的依存纽带
文化与空间的交融，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明代“军民屯田戍守”的模式，正是从经济层面将这种互嵌关系制度化、常态化，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依存纽带。
明初屯军带来的先进农业技术，深刻改变了贵州当时的粗放耕作模式。屯堡人系统性地推广牛耕、水车与梯田技术，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显著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据《大明会典》及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屯田总面积近百万亩，其中仅安顺地区的普定、安庄、平坝三卫即占20万亩。江南水稻、油菜等作物的成功引种，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垦的大片荒地，从根本上重塑了当地的经济结构。短短数十年间，安顺境内屯堡林立，军营与农庄融为一体，形成了延绵百里的屯堡群落，带动了黔中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手工业领域的互动进一步强化了经济纽带。作为黔中腹地的交通要冲，安顺在明清时期不仅是西南地区的军事重镇，更发展成为滇黔古道上重要的商贸枢纽。屯堡人传承的铁器锻造技艺与少数民族精湛的蜡染、纺织、银饰工艺通过市场交换，形成了紧密的产业互补关系。当时，安顺的手工业产品远销周边各省，使其成为连接贵州与云南、广西等地的商品集散中心。清人许缵曾在《滇行纪程》中记载，安顺城的繁华曾一度超过贵阳，清贵州学政翁同书在《安顺府志序》中赞誉其“黔之重土，几与会垣等”，充分印证了安顺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从戍兵屯田到商业化、手工业化的转型，标志着安顺完成了从军事据点向区域经济中心的嬗变。这一经济互嵌的历史进程，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物质交流，更使其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构建了深厚的依存关系，为多民族社会的持续融合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安顺屯堡600余年的民族“三交”与互嵌式发展的生动实践，表明民族交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空间共存、文化交流、经济协同的多维度支撑。这一“活态样本”所蕴含的历史智慧，为在新时代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参照与实践范本。
【作者闵天怡，系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本文系贵州省202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四大文化工程”研究专项课题“贵州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的问题与对策研究”（24GZZB10）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