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遵义文化世家宦氏

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遵义士人宦儒章问鼎科场，荣膺进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在遵义城北屏凤山庄宦氏家宅引起了轰动与惊喜，犹如一块投向平静无波池塘的石子，荡起阵阵涟漪。一时间宦氏家宅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爆竹声声震耳欲聋，来来往往贺喜的士绅，门前停满了贺客的车轿，把喜庆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宦儒章是当科遵义唯一考取的进士，他才识兼具，学养深厚，其成功与遵义的经济发展、文教勃兴大有关系。当时，在贵州布政使陈德荣与遵义知府陈玉壂的倡导下，蚕桑业在遵义大兴，不仅带动了黔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刺激了文教的振兴。

据《遵义府志》所载，乾隆年间，遵义四乡私塾遍立，“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童塾声”。如此规模的启蒙教育，提高了该地区民众的素质，为之后道光、咸丰年间的遵义人才辈出，世代不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宦儒章，字含光。其先本姓关，元时避兵湖北黄州（今黄冈），后转徙四川江津。明末张献忠屠川时，宦氏避乱落籍遵义。据史册所载：宦儒章“生而俊秀，天性孝友”，中进士后，授广西灌阳县知县。灌阳地处桂林东北面，北连全州，南接恭城，西靠兴安、灵川，东与湖南道县、江永接壤。该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聚居着瑶族同胞。

灌阳矿产丰富，邑西九龙岩盛产铅锌矿，有人见有利可图，上呈官府，请求开采。九龙岩乃民众坟山所在地，开矿势必多损民坟。按习俗，祖坟之所在，父母之荣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凡掘人祖坟、詈人父母，被人视为是践踏其自尊的大事，是无法容忍的奇耻大辱。为此，会不惜以死相搏，维护尊严。从古到今，这类事件引发的民众纷争和刑事案件屡见不鲜。宦儒章十分清楚开矿带来的严重后果，亦清楚自己作为一位地方官的责任，那就是不能为区区税银而去伤害民众的感情，从而破坏社会的稳定。于是他排除干扰，力持不可而止。

在广西崇善县（今属广西崇左市）任上，一个旧有的“柴马田例”进入了宦儒章的视线。该田例注明：“民应派不足，杂以妇女轮充。”宦儒章深受圣贤之教，对这种苦民累民的政策十分反感，何况还“杂以妇女轮充”。在他的反对下，该田例被废除。有感于该县丽江书院狭窄，对培育士子不便，宦儒章毫不犹豫地捐出俸禄，建崇山书院。

由于在灌阳、崇善勤于治政，卓有建树，宦儒章得内补太常寺博士，升吏部考功司主事。之后，其出任湖南桂阳知州，旋署永州知府。在桂阳任上，宦儒章建鹿峰书院，治政之余为诸生讲授，致使当地文教大兴；在永州期间，他率绅民迁建学宫，得到民众的好评。《遵义府志》对宦儒章有如是评价：“儒章练达治体，所至人称神明，而忠恳廉洁，毫无矫饰。为文亦根本经术，年六十三卒。”

宦廷铨，字持平，号衡园，儒章孙。其“少好学，读书小楼，十年不下，有所思，至忘寝食”。宦廷铨于嘉庆六年（1801）选为拔贡后，更加矢力于学。次年，参加壬戌（1802）乡试，中举，后授印江县教谕。

嘉庆十六年（1811），印江遭遇饥荒，“斗米三千钱，人食树皮草根皆尽”。面对百姓的苦难，宦廷铨挺身而出，恳请县令打开粮仓，赈济灾民。见其不听，宦廷铨自捐三百金（银）为民购粮。在其影响下，当地 “绅耆纷纷效尤，共得数千金，贵买贱卖，一济穷者。及金尽，新麦以登，民全活甚重。不久，印江瘟疫流行，死者相藉。其惨状令宦廷铨不忍卒睹”。有感于斯，他又“倡捐施棺，顾木不继，以草荐（用草卷为筒状），又不继，但掩埋，先后不下数万，家以此中落”。其如此恤民爱民，得到百姓的称颂。

宦廷铨在印江的善行义举传到省城贵阳后，大吏以知县荐。然而此时他已身患重病，于是婉言谢绝，以病告归。不久病逝，时年五十有七。

宦儒章、宦廷铨的才学德行，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人，其子孙步武先人，奋发图强，成为遵义久负盛名的文化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