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深度丨读书还要立法？一位人大代表与全民阅读的十年“爬坎”路
十余年，足够一个时代改变阅读的姿势——从捧书静读到指尖飞划。也足够一个人，为一部条例奔走呼号，从黑发走到白头。
2026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下称《条例》）正式施行。
作为《条例》从头跑到尾的推动者，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老馆长卢云辉说，这就像爬坎：“好不容易上了一个台阶，能看见更远的路了。但你会发现，前面要爬的坎更多了。”
我们和他聊了聊这条路。聊一个学者怎么端着饭碗四处“化缘”，聊刷屏时代那些变了味儿的阅读，聊图书馆会不会被AI取代，也聊贵州大山里那些扛着锄头也要读书的人。
端着饭碗去“化缘”
卢云辉说，他推动全民阅读立法这件事，是从“脸皮厚”开始的。
卢云辉
2015年春，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卢云辉在贵州代表团驻地餐厅里，端着饭碗找到了时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我说书记、省长，我有个议案想请你们附议一下。”两位领导放下筷子看了内容，不仅签了名，还笑着说：“当代表就要像卢云辉代表这样，端着碗都在工作。”
他找的不只是领导。按规定，个人提交议案需要至少30名代表附议。他一层楼一层楼地跑，有些基层代表听完他的来意，一脸茫然： “读书还要立法？这不是个人的事吗？”
“那一刻我心里是沉的。”卢云辉回忆。但正是这些茫然与反问，让他确认了：全民阅读立法，非做不可。
时间拉回2013年。卢云辉参与了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第五次评估定级工作。同事从黔东南回来，带回来的消息让他坐不住——很多地方馆舍破旧，资源匮乏，服务基本谈不上。“我当时就想，我们高校图书馆有人才优势，能不能为老百姓读书做点什么？”
从培训基层馆长开始，卢云辉一脚踏进了全民阅读推广的深水区。可很快他发现，光培训不够。没有经费保障，没有馆舍建设，没有制度支撑，人才培训只是杯水车薪。“全民阅读是一个系统工程。”正是这个认识，让他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同时提出了两份建议：一份是加快制定公共图书馆法，另一份是尽快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此后十余年间，“全民阅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从“倡导”到“推动”，从“深化”到“完善体系”，一字一字地往前推进，背后是一场漫长的接力。2026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卢云辉没有想象中的如释重负，“就像爬坎，好不容易爬到这一个台阶上，可以看得更远了。但你会发现，前面要爬的坎更多了。”
《条例》落了地，更本质的问题才真正浮出水面：制度有了，可阅读这件事本身，这些年已变了模样。
当阅读变了味道
《条例》落地后，卢云辉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当下的阅读生态。
他观察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均阅读时长和频次在上升，刷手机、看网文、浏览短视频，广义上都是阅读，“没人读书”是一种错觉。但另一方面，“最核心的阅读危机，是读的东西变了味道。”
过去读书，是为了求知，为了理解世界，为了提升自己。现在大量的阅读，是为了情绪表达，为了及时满足，甚至只是为了站队认同。内容越来越短，刺激越来越强，情绪越来越极端。那些理性的、思辨的、克制的、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琢磨的东西，正在失去读者。
他描述着这种状态：知道很多段子，但没有思想；看过很多观点，但形不成独立判断；每天刷屏几小时，内心却越来越浮躁。“这不是阅读，这是在浪费时间，也是在浪费生命。”
刷屏式浏览对深度阅读的伤害，卢云辉用了三个“消解”来形容：消解持续注意力，消解复杂问题理解能力，消解深度记忆。更重要的是，它弱化了人的反思能力和情感建构能力。“读一本书，你会跟作者共情，跟场景共情。刷屏，你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他并不主张非此即彼。“浅阅读和深阅读是功能互补的关系。浅阅读解决‘知道’，深阅读解决‘懂得’。”两种能力都需要，问题在于平衡。当浅阅读成了习惯，深度思考的土壤就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了。
怎么在信息洪流中筛选出值得深读的内容？他给出三条“笨办法”：不信流量信源头，不信热点信时间，不信碎片信体系。一本书发行了三十年还在再版，大概率值得深读。每天至少读一小时纸质书。
在这一点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指明了方向：要求提供优质阅读内容，要求有专业能力的人做引导，要求把阅读服务送到基层。但问题随之而来——谁来引导？在哪儿引导？
图书馆何去何从
“有人说，有了AI，有了手机，图书馆还有必要存在吗？”卢云辉的回答很干脆：“不仅不会消失，生命力会越来越强。”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将图书馆定位为全民阅读的“核心阵地”。这个定位不是随便给的。图书馆有资源、有场地、有专业人才、有服务机制，还有一部《公共图书馆法》作为法律支撑。面对当下存在的阅读生态危机，图书馆有资格、有能力提供“解药”——它有书，有空间，有懂书的人。
但这不意味着图书馆可以守着旧黄历，坐等读者上门。卢云辉说，未来图书馆必须更主动地走向社会、走向社区、走向乡村。资源要送过去，服务要沉下去。“不是光把书摆在那里，是要让人愿意待在那里。”
他描绘了一个农家书屋的理想模样：不只是放书的屋子，而是有舒适环境、有配套设施、有专业服务的阅读空间。有饮水机，有插座，窗明几净，安静安全，让人愿意待。“现在大多数农家书屋还达不到这个条件，有的连卫生都成问题。”
《条例》实施后，文旅部门已经有了动作：分批分期建设基层公共图书馆，让优质资源和优质服务“直达基层”。但卢云辉坦言，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人才。《条例》明确规定，从事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关领域专业能力。“不是谁都可以去做的。哪怕你是一个学者，也未必就能做好阅读推广工作。这是一个技术活。”
阵地明确了，问题又往深处推了一层：图书馆的根扎在哪里？光有房子和书不够。阅读要真正扎下根，得有更底层的东西。
在泥土里种下书香
那个更底层的东西，卢云辉叫它“耕读传家”。
在贵阳花溪久安乡，有一座名叫“茫父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小房子。这是卢云辉和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的同事们建起来的，名字取自当地一位历史学者姚茫父。
每年暑假，卢云辉都会带着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下乡，一待就是一周。毕节所有县区他们走遍了，黔西南也去了，镇远也去了。三十几个大学生，到乡村学校、社区，带着孩子们做阅读活动，表演，互动。“让他们扮演阅读推广人的角色，既了解社会，也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
卢云辉把这件事叫做“传承”。而“传承”两个字，把视线从当下的制度建设，拉回到了千百年来的文化根脉。
“耕读文化是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耕以养生，读以明道”——耕作解决物质基础，阅读涵养精神品格。这种传统在贵州有深厚的根。他讲遵义沙滩文化，黎氏家族建了座“锄经堂”，意思是扛着锄头下地也要带经书。正是这种氛围里，走出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这些西南大儒。思南田氏、贵阳白云程氏……贵州的耕读世家，卢云辉如数家珍。“贵州是有读书传统的。明清时期文化的辉煌，根就在这里。”
今天，耕作的人少了，但耕读的精神不能丢。《条例》要求把阅读服务送到基层，这是接续曾经有过的文脉——像祖辈那样，读书如耕田，日日不辍。
从一部条例的诞生，到一个时代的阅读之思；从图书馆阵地的建设，到耕读传统的接续。这条层层递进的路，卢云辉走了十多年。他心里清楚，他和无数同行者的这场“长征”，才刚刚爬上一个新的台阶。而台阶之上，是书香贵州的远方。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卢云辉：如何鼓励年轻人深读一本书？
他想了想说：“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人不只是靠物质活着，还要靠意义活着。仪式感就是让平凡的事情变得不平庸，让一瞬间变成永恒。每天拿本书来读一读，翻五页十页都可以。把读书变成生活方式，变成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仪式感。去好好体验一下，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