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贵州丨甲秀楼的前世今生

贵阳地处黔中腹地，“万山之中，四围皆见峰峦，波流较少，惟南明河一水蜿蜒萦回于其间，水曲山回，颇饶溪壑之胜”（陈恒安《贵阳市指南》）。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省城设在元代的顺元城（贵阳旧名）中。随着大批移民的不断涌进，贵阳的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街道、市场、商行、作坊、会馆、官署、学舍等，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芳杜洲旧景

城南霁虹桥一带，是风景极佳之地，林壑幽静，绿水长流。河南岸秀美的山峦下，建有南庵（今翠微阁），不远处是芳杜洲；与之隔岸相望的是武侯祠（今不存）。每日暮鼓晨钟，梵响互答，山水清音，鸟鸣虫唱，犹如一阕天人合一的奏鸣曲，令人百听不厌，流连忘返；波光粼粼的南明河，草长莺飞的芳杜洲，随风轻飏的岸边柳，四周的樵舍、渔村，在夕阳晚照下，与南庵、水月寺、武侯祠构成一幅境界幽邃、山水绝佳的画面。如此美丽的风光，仿佛是杭州西湖景观的浓缩，因此被人称为“小西湖”。久而久之，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视此为风水宝地，纷纷在这里修筑亭园，养花种树，于是成了高级的住宅区。

明正德四年（1509年），王守仁（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后，在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邀请下，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教学之余，阳明先生时常到“小西湖”一带驻足憩息。美丽的风景与静谧的环境常使他心旷神怡，暂时纾解了遭贬谪的痛苦与独处他乡的孤寂。南明河上的扁舟，河岸垂钓的渔翁，濯衣的浣女，河中游弋的白鹅，常在他心头荡漾，勾起了他的情愫诗兴。为此，阳明先生写下了《南庵次韵》与《徐都宪同游南庵》等诗，描绘了南明河畔的秀美风光，抒发了自己复杂的心境。《南庵次韵》这么写道：

隔水樵渔亦几家，缘冈石路入溪斜。

松林晚映千峰雨，枫叶秋连万树霞。

渐觉形骸逃物外，未妨游乐在天涯。

频来不用劳僧榻，已借沙鸥一席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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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甲秀楼一带称为“渔矶湾”。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王阳明再传弟子马廷锡在渔矶湾旁栖云亭（甲秀楼和浮玉桥附近）静坐修为，研究阳明心学。其后，他招徒授课，将研究、讲授阳明学说的心得向弟子讲解。没过几年，栖云亭声名远播，成为贵阳研究阳明心学的中心。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贵州巡抚王绍元闻马廷锡之名，敬其才，尊其学，悯其治学、讲学不易，便斥资在栖云亭原址上扩大规模，建主静堂、栖云精舍，仍聘马廷锡主讲。渔矶书院建成后，在马廷锡的主持下，学子云集，盛况略可比肩其老师蒋信曾主持的湖南桃冈书院。

马廷锡是甲秀楼修建前在渔矶湾留名史册的贵州文化名人。他在渔矶书院的讲学活动，使阳明学说发扬光大，无疑对贵州文教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山依旧，人世沧桑，南明河在时光的流逝中迎来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这年的某天，由于封疆大吏江东之的游览，南明河增添了一座名扬后世的“甲秀楼”。江东之（字长信），安徽歙县（安徽徽州所辖）人，万历五年（1557年）进士。江东之与东林党领袖邹元标同科，是一个嫉恶如仇、刚直正派的官员。在朝廷担任御史时，就以不畏权贵、敢言直谏而名震朝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二月，贵州巡抚杨时宁卸任，朝廷鉴于贵州地处“边徼，土瘠民劳”，决定派江东之出任贵州巡抚。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江东之走马上任。在其后的日子里，恪尽职守，有“寝食焦劳，恩威并懋”之誉。其兴人文，重教育，关心民生幸福，将各种动乱因素消除在萌芽中，从而使黔省的形势趋于稳定。邹元标在《都御史江公传》中对江东之莅黔的政绩有如是评述：“巡抚贵州，擘划多，大猷惠民。有局备荒，恤武、右文，有田寝、矿税，有疏障下流，有堤……”

邹元标所说的“有疏障下流，有堤”，是说江东之在贵阳南明河中垒石筑堤，修建甲秀楼，热心地方人文建设。据《贵州通志·宦迹志》所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江东之与巡按应朝卿前去城南一带游览。当来到“小西湖”时，看见南明河中碧波荡漾，四周景色极佳，美中不足的是，霁虹桥一带河中有滩，流水既无曲折之姿，亦无停蓄之势，成了易涨易落之象。涨水时则深潭容纳不了，落水时则河滩凸然显现。

如今的甲秀楼

作为贵州最高行政长官，这种状况令他万难接受。他想：如果在南明河上筑堤束水，即可阻遏其水势，又可使之回澜为泽。于是他将此想法告诉了应朝卿。在应朝卿支持下，江东之斥资两千两白银，然后组织民工在南明河上垒石筑堤。经过数月的努力，一道石堤出现在南明河上。令人惊异的是，石堤与一块平坦宽阔的钓矶相连。钓矶一头昂然挺起，犹如昂首向天的巨龟，因此被人称为“鳌矶石”。为了使石堤增添美感，他又斥资在鳌矶石上修建阁楼一座，以培风化，并命名为“甲秀楼”。其蕴意有二：一是“科甲挺秀”，一是“秀甲黔中”。江东之特为此赋诗二首：

明河清浅水悠悠，新筑沙堤接远洲。

秀出三狮连凤翼，雄驱双骏踞鳌头。

渔郎矶曲桃花浪，丞相祠前巨壑舟。

此日临渊何所羡，擎天砥柱在中流。

然而，令江东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甲秀楼修建之时，一场大祸悄悄向他逼近。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播州土司杨应龙起兵反明，随后战火蔓延到川、黔、湘三省。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兵三千征讨杨应龙。飞练堡一役，官军全军覆没。明神宗认为江东之旷废职守，导致全军覆没，要为这事承担罪责，于是将其撤职查办，革为庶人。当是时，甲秀楼尚未竣工，而因江东之的去职停工。

新任贵州巡抚郭子章，是一个热心地方建设的官员。其所到之处，培植风景，记述文物，惠政颇多，被人称道。郭子章钦佩江东之的人格节操，在平定杨应龙叛乱后，为完成其未竟之业，便将停工已久的甲秀楼重新开工。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甲秀楼终于竣工。楼体古雅秀美，为三层三檐，四角攒顶，飞檐昂首翘然，在四周景物的烘托下，犹如出水的芙蓉，给人以极大的美感。之后，又续修九孔石桥一座，贯通南北两岸，取名“江公堤”，以此纪念江东之。

谁也没有想到，太平日子过了不到20年，黔中又爆发了更大的动乱。明代天启元年至天启二年（1621—1622年），四川永宁（辖境相当于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与贵州水西（今鸭池河以西地区）土同知安邦彦相继起兵反明。一时间风云骤起，战火连天，四川、贵州、云南都笼罩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在这场波及周边数省、殃及广大百姓、触及明王朝中枢神经的战乱中，浙江山阴人朱燮元面对颓势，力挽狂澜，率领官军转战南北，角逐东西，最终使奢、安授首，平定动乱，西南政局趋于稳定，为明廷在贵州水东（今鸭池河以东一片）和水西之外六目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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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所载：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安邦彦率水西军围贵阳，城中官兵不过三千人，在即将卸任的巡抚李枟的领导下，贵阳军民奋起抗争，以死相搏，奏响了悲壮的城市保卫战的交响曲。在外无援兵、内缺粮草、“人相食”的景况下，贵阳军民始终抱持着“城存我存，城亡我亡”的坚定信念，将每一座城门、每一个垛口，作为阻击敌人的战场。令人叹惋的是，这场为时十余月的围城之役，致使城中数十万人，仅存二百人。

据清康熙《贵州通志》所载：甲秀楼“天启元年毁于贼，总督朱燮元重建”。这段话有两个问题值得厘清：一是安邦彦兵围贵阳是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而不是天启元年；一是朱燮元何时重修甲秀楼，文中语焉不详。然而根据多方史料核实：崇祯二年（1628年）八月十七日，总督云、贵、川、广军务的朱燮元率军破水西，杀奢崇明、安邦彦，为时八年的“奢安之乱”终于降下了大幕。叛乱平定后，朱燮元将城市的修复作为要务。由于痛感省城毁于兵燹，城中残垣断壁、瓦砾满地，亟待修复，为给百姓一个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朱燮元在恢复面貌的同时，倾力重修甲秀楼，并将其易名“来凤阁”。为何易名，朱燮元寓意有二：一是“凤凰来仪”，祝愿黔中太平升景，国家繁荣昌盛；一是群贤毕至，齐心协力共商振兴贵州大计。

朱燮元的愿望虽然“丰满”，然而现实却十分“骨感”。在其后的十余年间，由于明王朝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加之天灾人祸不断发生，人民无以为生，无奈铤而走险。在国内农民起义急风暴雨的猛烈冲击下，在后金（清）的鹰瞵虎视、鲸吞蚕食下，明统治者最终撑持不住，寿终正寝。

江山变色，政权更迭，时光又定格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上。六十余年间，贵州乃至中国经历了沧桑巨变。随着明王朝与南明小朝廷相继覆灭，水西改土归流和平定吴三桂叛乱，以及在贵州施行“撤卫改县”，贵州政局逐步安定下来，经济得以复苏。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山东德州人田雯就任贵州巡抚。十月，田雯向朝廷上《请建学疏》，认为“抚黔以敦崇学校为先”，学校“乃风俗人心之根本”，建议增设永宁、独山、麻哈三州及贵筑、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化、龙泉、铜仁、永从九县学校。田雯的建议得到清廷的批准。

为“振人文，培风景”，体现中央政权对贵州文教事业的关心，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田雯决定斥资修葺象征黔中文教却年久失修的甲秀楼，并恢复其名“甲秀楼”，以之期冀黔中“科甲挺秀”，人才辈出。这是甲秀楼的第三次重建。

甲秀楼的第四次重建则与贵州巡抚裴宗锡有着重要的关系。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时值髫龄（七八岁）的裴宗锡随父亲来黔赴任。听说甲秀楼一带风景绮丽，裴宗锡常去该处游玩嬉戏。当是时，南明河碧波荡漾，河岸杨柳依依。在这里裴宗锡可以看鱼鹰捕鱼，鹭鸟独步；可以听寺观钟鼓，小虫细语；可以采野花，追蝴蝶；可以沐浴晨光，追逐夕阳。尤其是那鳌矶石上的甲秀楼，犹如一个秀美的仙女遗世独立。对热爱自然的裴宗锡来说，这里是他的天堂，是他追求童趣的所在。

裴宗锡题诗《登甲秀楼题咏》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裴宗锡就任贵州巡抚，特地到童年旧游地甲秀楼休憩。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虽然山水依旧，风景不殊，然而在岁月的剥蚀与风雨的洗涤下，甲秀楼已楼体残破，窗梯朽坏，如同迟暮的美人，风采不再。对其而言，眼前的甲秀楼，是前巡抚田雯重修的作品，迄今已有八十六年，不仅颓败残破，且“规制过陋”，与蜚声华夏的岳阳楼、黄鹤楼相较，既无恢宏之气势，又无雍容华瞻的气质，更无垂范久远的资格。怀着旧时对甲秀楼的美好回忆，加之秉持“有斯楼而黔之人才辈出，风气日开”的理念，裴宗锡于次年“改建而焕新之，并于楼之中央北麓构二亭，翼以扶栏，树以坊表。仍铁柱之旧，加以彩饰，以昭壮丽”。

在其后的一百二十年间，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愈加艰难。嘉庆二年（1797年），贵州爆发了王囊仙、韦朝元领导的南笼布依族大起义，其后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又接踵而至。清王朝穷尽心力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接着又遭遇西方列强的瓜分风潮及“莽莽神州革命潮”。为避免亡国之祸，清王朝企图以实行新政来挽救危亡。

贵州巡抚厐鸿书在贵阳赠给美国传教士兼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的个人照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常熟人厐鸿书就任贵州巡抚。在治黔的五年间，厐鸿书积极参与新政的各项事务，使贵州政局稳定、工商业蓬勃发展，并在振兴实业、建立新学堂和咨议局、开放报禁及大力禁烟上有着不俗的成绩。

20世纪初的甲秀楼

甲秀楼在咸同贵州各族大起义中毁于战火，有感于斯，厐鸿书于宣统元年（1909年）亲自主持甲秀楼的重建工作，恢复楼阁原貌，并题写楼匾“甲秀楼”。此次重建的意义在于，延续了甲秀楼作为贵阳文化地标的职能，强化了其“科甲挺秀”的象征意义。这是第五次重修甲秀楼。

新中国成立后，甲秀楼组群的建筑、文物、环境受到充分的利用和保护，贵阳市人民政府曾多次对甲秀楼进行维修。1981年，维修甲秀楼时增建了下水月台，恢复了浮玉桥上的涵碧亭，彩绘装点，焕然一新。1991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对观音寺（即南庵）内单位进行搬迁并全面维修，恢复了甲秀楼古建筑群的历史风貌。2006年，又对甲秀楼、翠微园的山门、鹤梧栏、萧娴馆、僧房进行维修……

如今的甲秀楼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虎丘记》中有“山川兴废，信有时哉”之语，表明江山胜迹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的甲秀楼，虽然历经四百余年的风霜雨雪，饱尝忧患与苦楚，然而在历代入黔官员与贵阳人民的呵护下，依然屹立在南明河上，犹如一位绝代佳人，薄施脂粉，轻扫娥眉，出落得古雅秀挺，风姿绰约。今天，甲秀楼不仅成为贵阳的人文象征，而且是吸引中外游人的旅游胜地。

我想，如果江东之及历代对甲秀楼有所贡献的入黔官员地下有知，看到今天贵阳日新月异的变化，亦将含笑九泉，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