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石刻文的源起与发展
一处己能让，凡名誉、地位、利益，与人相涉，退避不争。二处人无忌，于他人多思优长，隐其短失，口颂笔赞。三处事不苟，凭劳动以换生活，任事负责，治学严谨。
——王燕玉
古人写刻一定结构的文字在石头上，统称石刻文。直接刻于山石的叫“摩岩”，应该最早。后来，刻于一块块竖立的长方大石者叫“碑”；刻于一块块竖立的长方大石而顶部凿圆者叫“碣”，文字内容都是纪念性的，或纪政绩，或纪战功，或纪建筑等。我国石刻文的最早记载当推《管子》（战国人编）中言，春秋前期齐国管仲登泰山，见72种列朝封禅石刻，以他的博学多闻，只能认识12种。反映了石刻不止起源古远，且封禅为成体文字，说明发展又很久长，似应不晚于股商甲骨文，只是早已湮灭，后泰山上无证。
秦刻石
追溯我国现存刻石最早的是石鼓文，是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一十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写刻四言诗一首，字体大，书法价值很高，内容歌咏秦国君的游猎，亦称“猎碣”。唐代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都赋诗题赞，历代王朝辗转传今。该石碣文字大多剥蚀，其中一石全勒，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制作时间，唐人认为是周文王或宣王时；宋人谓秦始皇以前，而乏具指；近代学者公认秦国范围，却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几说。
次为秦始皇巡游各地颂扬功德的刻石，史凡六见，之罘石、碣石久失，泰山石毁于火，峄山石、会稽石乃后人重摹，琅玡台石至清咸、同后坠入海，后捞得，现藏历史博物馆。幸其文辞司马迁收入《史记·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为史料的先例。
石经
东汉灵帝命学者蔡邕及堂溪典等，校定写《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公羊》《论语》二传，于憙平三年（公元174年）始刻石竖立洛阳太学讲堂鸿都门外。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完成，共四十六块，碑各高一丈，广四尺，作划一的标准读本，便全国读书人依据。《后汉书·蔡邕传》云：“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辆，填塞街陌”。可想当年盛况，习称“熹平石经”。至唐破坏无遗，而存拓本，至清拓本亦只残存一百二十七字。近人徐鸿宝辑专书保之。
魏齐王芳正始年间（三世纪初）复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写刻《尚书》《春秋左氏传》于石，立在洛阳太学。凡三五版，各碑长八尺，每字都用三种字体，因称“三体石经”。该石经被书法家所乐道，唐以前已毁去，晚清来渐发现残石，近人马衡有集拓本。
两晋、隋唐阶段，佛教大行，佛教徒也侵染华风，石刻佛经，竖于深山古庙保存，而民间佞佛者，仿刻佛经于或圆或六面形的石柱，谓之经幢，篇幅较短，如《金刚经》《心经》《陀罗尼咒》。现泰山经石峪存元魏的石经，北京房山县石经山存隋僧静琬的佛经，如《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写刻往往持续数十年，个别乃至数百年。
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至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命元度在长安太学楷书写刻十二经（除《孟子》），附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二百二十七石，石高六尺五寸，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内，通称“开成石经”，亦称太和石经。这套石经影响深远，其后近一百年，五代后唐依据这套文本始用雕版印刷，从此刊印儒家经典，都以五代印本为据，而开成石经即祖本，无再早的。
自用木刻雕版印刷经籍，石经的意义作用逐渐微小，然好事者并未绝迹。后蜀主孟昶广政元年至二十八年（公元938年至965年），其相毋昭裔捐俸石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周礼》《礼记》九经及《春秋左氏传》前十七卷，蜀亡，宋人继刻《左传》未完部分，及《谷梁传》《公羊传》《孟子》，合为十三经。这套石经书并刻注文，不同前代，而宋未损坏，拓本亦鲜。残存者，刘体乾有合印本。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嘉祐七年（公元1041年至1062年），又石刻《周易》《诗》《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九种，各字均用篆、楷，故称“二体石经”，亦早散失。南宋高宗亲写楷字经籍刻石，杭州现有残存。直至清代乾隆，还在北京国子监里，刻蒋湘帆所书十三经古经一套，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此外，历代墓碑、墓志，拓本保留至今甚多，用以考史补遗，亦属文献资料。
合案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因材料、面积都有限，只能写刻短少词语，或成段的文字，最多一篇完整文章，无法积文累为书籍。虽都起过书籍作用，但仅少数人用之于少数事物，不适应进展繁富的社会生活，使多数人都能记录多数事物。石刻中的石经，是写刻已成的书籍，故归入石刻内，不算正式书籍。我国之有书籍，当以简牍为始。
王燕玉（1923-2000年），贵州遵义县人。1949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先后在遵义豫章中学、遵义第四中学、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1973年调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历史文选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81年评为副教授，1988评为教授。王燕玉先生的研究领域涉及贵州古、近代史，贵州方志及中国文学史，中国古籍文献等领域，出版了《贵州史专题考》《中国文献综说》等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专题文章。参与编撰《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