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红色宝藏”能说话︱像金子一样珍贵的“红军币”

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是一张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长征时发行的货币，我的面值有一角、两角、五角不等，最高面值只有“壹元”，大家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红军币”。你们一定想象不到，86年前，“我”可是那会儿遵义城里风靡一时的“洋气”物品。

（图片素材来源于遵义会议纪念馆，制图 石凯丞）

1935年1月，长征途中被人们称为“扁担银行”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随中革军委直属纵队进入遵义城，在位于老城杨柳街口的黔军第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官邸暂时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处。这幢具有典型黔北民居特色的建筑，面积足有1155平方米，被作为当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办公、营业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

为了方便红军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决定在遵义发行从苏区带来的“我”，并规定“我”与银元等值兑换。一开始，红军战士们将“我”掏出来买东西时，遵义的老百姓根本没见过“我”，也从没使用过，所以不肯收下。这样一来，老百姓的货物卖不出去，红军战士们也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在遵义城的流通一度受到了阻碍。

为了维护和提高“我”的信誉，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张贴布告、在闹市区设立兑换点，桌上堆放着白花花的银元，货架上摆满布匹、香烟、大米、食盐等货物，让老百姓按市价自由兑换。那段时间，因为“我”的出现，遵义城区内大小商铺、酒楼、饭店、茶馆、书店都门庭若市。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决定离开遵义，继续转战其他地方，考虑到部队离开后，“我”就不能再使用和流通，为了避免敌人刁难、迫害使用过“我”的群众，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连夜贴出告示，让老百姓把手中的“我”全部兑换成银元。要知道，在那个时期，银元对于老百姓来说就像金子一样珍贵。

虽然“我”在遵义只流通了很短的时间，但是遵义城的老百姓与红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人不舍得把手里的“我”兑换成银元，将“我”这个凝结着红军与百姓珍贵记忆的“宝贝”珍藏了起来。

作为长征以来唯一使用过“我”的地区——遵义，在解放后，老百姓们又把冒着生命危险才留存下来的“我”，捐献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如今，“我”便一直珍藏在位于遵义杨柳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内。

 （遵义台税兵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