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说夜郎丨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黔西南州4件汉代文物亮相西班牙

近期，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政府主办的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在西班牙瓜达拉哈拉博物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5月15日。该展已被列入中国国家文物局“文明桥梁计划”，主要集中呈现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多元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独具特色的社会生活图景。

黔西南及周边地区出土和发现的汉代一字格铜剑类型

本次展览黔西南州博物馆4件汉代馆藏文物参展，也是黔西南州文物首次出国展览，分别为一字格铜剑、鱼蛙纹管耳铜铃、有领玉瑗和羽人竞渡纹靴形铜钺。为使国外参观者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特将参展文物介绍如下。

云贵地区有句谚语：“不问贵贱，剑不离身”。简单的理解，就是无论门阀士族，还是贩夫走卒，都可携带一把剑防身，游走江湖。具体到盘江流域的黔西南地区，大概率携带的是“一字格铜剑”。

普安青山铜鼓山出土的陶质剑柄内模

黔西南及周边地区出土和发现的汉代一字格铜剑大致可以简单分为三种类型，黔式、滇式和越式，这与黔西南历史上地处夜郎、滇、巴蜀、越等多个文化‌交汇融合之地有关。黔式发现最多，普安铜鼓山、安龙魁星山、兴义郑屯枇芭湾、鲁屯柘围村、顶效绿荫大寨均有出土或发现。三种类型的铜剑共同特点，是通高一般不超过30厘米。剑柄中空圆柱形，束腰，顶端微张呈喇叭口。黔式、滇式剑柄通常无剑首，而越式有剑首封口，剑首一般呈椭圆形，多装饰十字纹。三式的剑柄纹饰大多雷同，主要由同心圆纹、S形连续半圆纹、粟纹、云纹、涡轮纹等纹饰，组成一周繁缛的编绳纹，铺满剑柄。贵州普安县青山铜鼓山遗址，出土有陶质剑柄内模，模纹能与部分一字格剑柄对应，作为制造青铜剑柄的模具，可以据此判断贵州是产区之一。

汉代一字格铜剑的剑格均呈长条扁片状，形如“一”字，故名。黔式剑格比例较长，滇式和越式比例相对较短，比例长的剑格更有利护手。剑柄通常有一至两个穿孔（少数无），根据云南石寨山出土佩戴一字格剑的人物形象，其中一种佩戴方式是通过剑带将剑斜挂腰间。故猜测剑柄上的穿孔，是用来栓系剑带，或用于剑绳缠手，防止使用时意外脱手。

剑身纹饰

汉代一字格铜剑的剑身基部较宽，双刃内收斜下至中部后凸起，再向下锐收成锋。黔式的剑身大小适中，双刃起伏较大，曲线流畅。越式的剑身有宽有细，双刃起伏较大，但起伏线条生硬，不灵动。滇式剑身相对较细，双刃起伏较小，剑刃线条较直。剑身纹饰通常位于剑身上部，双面阴刻，兼剑的血槽作用。图案造型多像箭的尾翼，暂定“箭尾纹”。

云南石寨山出土佩戴一字格剑的人物形象线描图

黔西南及周边地区出土和发现的汉代一字格铜剑因为长度短，北方观众普遍认为是匕首，而不是剑。云南石寨山出土有一把人兽纹一字格铜剑，其上画面显示，使用方法是用手直接握持剑柄。尽管黔式、滇式一字格铜剑的剑柄无剑首，可以通过插入木柄，增加剑的长度，但加柄之后，剑的使用力量会减弱，因此汉代一字格铜剑使用方法就类似今天的匕首，直接用手握持剑柄。另外，剑柄上繁缛的编绳纹，整体感觉像用草绳、布条缠绕剑柄。早期铜剑多是扁平茎，容易伤手，需要使用草绳或布条缠绕剑柄，以便握持时护手和防滑。因此编绳纹的由来，猜测就是仿造缠绕剑柄呈现出的图像。本次参展的汉代一字格铜剑为黔西南州博物馆在南盘江流域与广西毗邻的江边调查征集，剑高30厘米，格宽10.7厘米，属越式。

《诗经·载见》记录了周成王姬诵率领大臣，前往父亲周武王姬发祖庙祭祀的场景。其中一句“龙旂阳阳，和铃央央”，意思是画有蛟龙图案的旗帜在迎风飘扬，马车上的铜铃响个不停。诗句中的“和铃”是两种铃，前者挂在车轼前，后者挂在旗杆头。两种铃上下作响，气氛热烈。周之前的商，从考古发掘实物看，铃主要作为人或狗身上的装饰。这首诗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铃运用到高级的马车上。

云南石寨山出土一字格铜剑握持方式图像

贵州出土了不少汉代铜铃，种类也比较多。有一种样式特别，称“管耳铜铃”。目前已知最大的一件，1993年出土于兴仁县巴铃镇牛场坪，整体铃腔呈扁圆筒形，高18厘米，铃口长12.8厘米，宽5.5厘米。铜铃顶微弧，左侧开条形孔，作用猜测与悬挂有关。自顶向下，铃身略向内斜收。最大的特征是顶部左右两侧，各伸出一管形短耳。铃身中部，开对穿孔，有使用后残损的痕迹。对穿孔的目的，可能是支撑一根细的横梁，悬挂铃舌。下端铃口截面为扁椭圆形，底沿铸焊一圆箍加固。

汉代管耳铜铃 兴仁县巴铃镇牛场坪出土

相较兴仁县的这种大号，目前发现数量较多的，是高度仅为其一半左右的管耳铜铃。1978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镇出土一件管耳铜铃，高度仅10厘米左右，奇怪的是，这件铜铃的铃身没有穿孔，这意味着无法悬挂铃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望谟县石屯镇，该镇距离北盘江不远的巧散村白岩坡，1998年村民杨再兴曾经在坡上挖出一个黑灰色陶罐，罐内藏60余件小型青铜器，其中55件铜铃，13件为管耳铜铃，高6-8厘米之间，宽7-10厘米之间。13件管耳铜铃中，有一件没有穿孔，其余皆有穿孔。

汉代管耳铜铃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镇出土

贵州管耳铜铃与马车或马直接挂钩的原因，证据来源云南江川李家山。李家山1号、3号、26号、27号等墓地，均出土管耳铜铃，共计10余件，年代约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时代略早于贵州发现的管耳铜铃。这些墓地伴随出土数量不等的马衔、车辔等车马具，因此普遍认定这种管耳铜铃是作为马铃或马车铃使用。使用方法也颇为简单，通过铜铃顶部两侧的管耳穿绳连缀，套挂即可。因多数铃舌和悬梁无存，猜测这部分可能使用木质或其他易朽材质。结合部分管耳铜铃的铃身无穿孔悬挂铃舌，故管耳铜铃的主要作用是装饰，而不是发声。

汉代鱼蛙纹管耳铜铃 册亨县岩架镇调查发现

本次赴西班牙展览，参展的为1998年册亨县岩架镇发现的汉代鱼蛙纹管耳铜铃，现藏黔西南州博物馆，国家二级文物。册亨县岩架镇与望谟县石屯镇毗邻，相隔北盘江两岸。这件管耳铜铃整体铃腔呈扁圆筒形，通高9.5厘米，宽6.5厘米。圆弧形顶，自然圆润，顶部等距四方，各斜穿一孔，猜测可以用绳加固悬挂。两侧对称饰管形短耳，铸焊铜箍一圈保护耳头。铃身上部扁鼓，下部微向内收，铃身中部有对穿孔，可悬梁挂铃舌。底部截面椭圆形，铸焊锯齿纹铜箍一圈加固。与其他铃身多为素面的管耳铜铃不同，册亨县岩架镇这件管耳铜铃铃身前后的上下部分，左右对称铸焊蛙和鱼，上部蛙，下部鱼，两两对首，惟妙惟肖。鱼蛙多子，早在新石器时代，这种装饰纹样就出现在‌仰韶文化，寓意‌生殖崇拜‌和‌生命繁衍。另外，在贵州南面的越文化中，蛙是一种备受崇拜的动物，经常出现在各种器物和图像中，文化渊源深厚。据此推测，汉代鱼蛙纹管耳铜铃是贵州在滇文化基础上，融入越文化元素，铸造的一件铜铃，体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特点。

蛙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