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贵州 | 宋代贵州与中原的重要纽带竟是“马”

赵匡胤建立宋朝，一开始就因北方的“边患”而感到不安，先是契丹建立的辽国南犯，继后是党项建立的西夏侵扰，接着是女真建立的大金与之对峙，闹得不可开交。由于北方边患不绝，北宋统治者始终抱定“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的方针，对西南少数民族诸多防范，唯恐再生事端，采取怀柔政策，以求平安无事。

当时，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中，以大理势力最强，它在段氏的统治下，封建经济有较大发展，人民倾慕中原文化，与宋朝保持友好关系，不时进贡，要求互市（经商贸易）。但宋朝统治者“鉴于唐之祸基于南诏，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放弃对云南的经营，此即所谓“宋挥玉斧”。邻近大理的彝族各部，自唐末五代以来，日渐强盛，纷纷建立地方政权，著名的如罗殿国、自杞国、罗氏鬼国、毗那等。其余地方，仍然维持唐代的格局，乌江以北的思、播等州为经制州，乌江以南为羁縻州，皆隶属于夔州路（今重庆奉节）。建置虽有不同，却依然为大姓统治，但原先的谢氏、赵氏已经衰落，兴起了一批新的大姓，例如：思、奖、珍等州的田氏，播州的杨氏，清州等地的宋氏，南宁州的龙氏，还有西南七姓蕃和抚水州的蒙氏等等。

宋代，促进贵州与内地加强联系的另一个重要契机是卖马。马在古代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长期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尤其需要大量用马，故《宋史·兵志》说：“然北方有事，而马政亦急矣！”宋朝原先多在吐蕃、回纥、党项买马，谓之“西马”。可是，北方被占以后，马道断绝，不得已而在南方买马。起初是在四川买马，以川西地区为主，并在邻近贵州的泸州、叙州、夔州及南平军设有买马场，称为“川马”。到了南宋时期，“西马”罕至而“川马”不足，朝廷求马甚切，又开广西马市，在横山寨、宜州、邕州等处设场博易，当时谓之广西所买的马为“广马”。其实，“广马”并非广西所产，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其著作《岭外代答》中说：“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道、罗殿、眠那、罗孔、谢蕃、滕蕃等，每岁冬以马即边。”贵州处在购买“川马”和“广马”的交角上，黔北一带的马可在泸州、叙州、州、南平军上市，西部及南部的马可在广西出售，于是卖马就成了贵州对外联系的主动脉（而且，那个时候贵州有些地方出产的马也是非常好的良驹，关于这个话题咱们以后会说到）。

正是因为中央与贵州各民族关系融洽，贵州与外地的交往密切而且频繁，出现了一个安定、和谐、开放的环境，所以靠近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黔北地区，在宋代日渐兴盛，特别是思州（今贵州岑巩）和播州（今贵州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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