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顾祖禹论贵州战略地位——读《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

《读史方舆纪要》，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所撰。顾祖禹生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享年六十二岁。从29岁起，他便开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经过30多年日以继夜地收集资料，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体制宏达，贯通古今，长达一百三十多卷、二百八十余万字的历史地理学钜著。该书的主体和重点是以明代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即行省）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分别叙述和评列各地山川形势，考订古今郡县沿革变迁。该书除总序外，对各行政单位又撰写了一篇序文。书中之贵州部分占有四卷，其在贵州部分之“纪要序”就是专写贵州历史地理沿革变迁的专序。《贵州方舆纪要序》文字不多，一千四百余字。该序对贵州战略地位之重要性多有创见，对展望贵州人才兴盛有独到见解。

《序》文一开头就提出，“贵州蕞尔之地，其形势有可言乎？”“蕞尔”是很小的意思，此句其意是说，对贵州这个很小的地方，其地理形势有没有分析的必要？顾祖禹论述贵州在十三个布政司中是“蕞尔”之地，当时是事实。因为，在他写书时的康熙朝，当时贵州在两直隶、十三布政司中的土地面积，比任何一个都小，居于末位。与周邻几个布政司比较，大约为云南三分之一，四川四分之一，广西二分之一。那时，贵州所辖地域仅为十一万平方公里，今遵义及天柱、荔波、罗甸、册亨等许多地方都不在贵州管辖范围。然而，这样一个在当时土地面积位居末位的布政司（行省），其战略地位确十分重要。早在明初朱元璋平定云南后，即指出，“联观自古诸夷叛服不常，盖以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也。”（贵州水西）“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缘由于此，朱元璋及其后继者先派遣大批军队驻扎贵州。到明代成化年间，明朝在贵州的驻军达十五万人，而明代在云南驻军最多仅八万人，从驻军人数即可见明代对贵州地域战略要地的重视。

鉴于贵州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明朝加强了对贵州驿道交通的建设。明朝在元代开辟贵州驿道的基础上，以贵阳为中心，开拓了五条主干驿道：一条由贵阳到云南，一条由贵阳至湖广，一条由贵阳到重庆，一条由贵阳经都匀到云南，一条由四川叙永经贵州毕节到云南。在贵州共设驿站六十九处，其外，还从镇远到岳州（湖南岳阳）设水站二十四处，置船一百二十五艘。

为此，顾祖禹在《序》文中分析认为，以贵州战略要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从守的方面，他指出，在偏桥（今施秉）、铜鼓（今锦屏）设防，则可防范由湖广方面之来敌；据有普安州（今盘县）、乌撒（今威宁），则可以抵御来自广西、云南之进犯；扼平越（今福泉），可以拒挡川蜀之师（当时瓮安及乌江以北均属四川）。从攻的方面，顾祖禹提出三军之策：一军出沾益，则可以攻取云南；一军由偏桥出辰州、沅州，即可“膺击荆南，垂头襄阳”；再一军出思南、彭水，下重庆，敌疑我攻成都，却出其不意占有葭萌（今四川昭化境），直接进军汉中，威胁长安了。

《读史方舆纪要》全书对各布政司地理形势的分析，都论述了各地所处战略地位的问题。梁启超指出，“景范（顾祖禹号景范）此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以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顾祖禹生于明末，其曾祖、祖父都曾做过明朝官吏，对明朝有眷恋之情。近代著名地理学家丁文江指出，“顾炎武、顾祖禹身经亡国之痛，终身研究地理，其实是终身研究军事，研究战略。”

《序》中还值得一提的是，顾祖禹以客问主答的方式，批评了士人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歧视及没有人才的观点。有人说，贵州是“苗种狺狺，时或为患”，认为贵州少数民族“语言怪异难懂”，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而顾祖禹则不这样认为，他指出，自明建省以后“风气日开，人才亦渐出，今中国衣冠固多流寓其间者，且英雄俊伟之士，亦何地不生，而谓贵州终于狉獠不之俗也，吾不信也”。

顾祖禹之书成于清初，他的这些见解是远见卓识的。以清朝而论，有清一代全国取士二万六千三百九十一名，贵州考取进士六百二十一人，四川考取进士七百八十六人。以四川开发远比贵州早，人口远比贵州多，土地面积比贵州大得多，但贵州与四川在科举上所录取进士数字的差距却很小。如果从贵州出了“三鼎甲一探花”，四川仅出一状元看，贵州在后者方面还略胜一筹。

重读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历经三百多年，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的建设，从地理形势看，在巩固西南边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作者简介：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