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山漫记∣《旧事南明--雷祖庙·胡士公》
前言
我一直以为：“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可母亲的故去，让我走出痛苦深渊的，竟是一支秃笔！写啊写的，我的爱得以附丽、延续。随着时日的推移，渐渐地，我从对母亲的爱一步步扩展为对她生活周边的一切人、事、物，一条巷、一条街、一座城……许是人同此心？我的这种情愫，有幸得到了一些报刊杂志编辑的青睐，于是，我心有固锁，不再彷徨。
因为对文学的敬畏，我的创作数量不多，且一路走来，总是战战兢兢、且走且停，还东一篇西一篇的。
针对生于南明河，长于南明河，且行文多为南明河之旧人旧事的我，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戴冰先生说：“你不如就写你熟悉的南明河，记录下你从小所看到的听到的。”“对。就是为南明河流域两岸的小人物立传。”贵阳市作协副主席王剑平先生亦如是说。哦！所谓醍醐灌顶，就是这样的吧！
道路指明了，还挂上了一盏灯，您说，一直活在我心中或身边的至爱亲朋、道士、尼姑、修女，帮佣缝穷的、荷担鬻浆的、绣花修鞋的等等南明河的土著、移民，能不一个个走将出来？
其实，贵阳除了她的城池而外，花草树木人之情，衣食住行农工商等几乎都是外来的。在这个典型的迁徙城市里，不论是旧时经商来的商人、抗战来的战士、南下来的干部，还是支黔来的工人，哪怕是逃难来的难民呢？都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放香于贵阳的美好建设中，为了贵阳的昨天今天还有明天，作出了或正在做着流芳千古的贡献。您说，我们能忘记他（她）们吗？
作者：涤之
2020年7月17日
雷祖庙·胡士公
南明桥往南，有一条名叫新华路的街道，新中国成立前，此路名为马棚街，是昔日贵阳的南米市。民国时期这儿比较正规的米店就有三十家之多，更别提那些摆个簸箕，专供穷家小户买升升米、碗碗米吃的米摊子了，几乎所有门面都卖米。那时送大米进城不是马驮就是人背，马棚街又是南门入城最直接之道；为了人能歇歇脚、马能喘口气，街上就陆陆续续地开起一些马栈、客栈以及卖马鞍、马笼头、钉马掌、医马疾的店铺。因而得名马棚街。后来嫌马棚街名儿太糙，就易名为马房街。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新华路。
旧时的新华路不长，但却喧嚣繁华，闹热非常。从北端的箭道街起，至南面的大庙街止，不足500米的街道两旁，一水溜的骑楼，齐整规范，让人不禁驻足流连；且不论暑天或雨天，骑楼总给人以遮阳避雨的呵护。新华路最令人叫绝的是中段的“大庙街”，竟坐落着一连串庄重肃穆的中、西式建筑，它们相依并存、相安无事，悄没声息地传播着各自的思想理念。街东面的中段，是贵阳四大名阁之一的“玉皇阁”，供奉着以玉皇大帝至尊的各路神仙；玉皇阁往南走10米，肃穆威严的雷祖庙坐镇着以雷祖为首的诸方天庭神祗；雷祖庙正对面，是华丽静谧的哥德式建筑“天主堂”；在这里，耶稣、圣母堂而皇之地坐享着中国信徒的摩顶礼拜。
50年代初期，新成立的“贵阳市第七幼儿园”就设在雷祖庙里。我妈妈是七幼的第一任园长，因此，我们家得以住进了雷祖庙。
那时的雷祖庙是一座宏大高阔、四面白墙灰瓦围着、有些凋残的退台式三进大院，进入大门前院，两边是红漆斑驳的木板平房，左为幼儿园厨房，右为工友们住房。俩红房簇拥着一青石板大院，几十道白生生的石坎子逢中嵌置；上得坎来，就是黑黝黝的走廊了。走廊两边都是我家，同样是黑黝黝、高大空阔的两大个连房梁、椽皮都看得见的房间。工友杨妈妈说，我家住的地方原来是八大神祗“雾、雨、雷、电，门神、火神、财神、禄神”的金身供奉地儿。穿过走廊，好多棵大槐树连成的一开阔半圆圈大院作了幼儿园的操场，半圆的直线处有九道坎子，坎子上原是雷祖的供奉大殿，我们搬去时，已经变成了一排平房，横亘在院子与围墙间；平房旮旯处是山门，山门外是一大片山坡，此处即是雷祖庙的大后院了。后院山坡上到处长满了乔木、灌木、杂草、野花。最喜人的是两大排粗壮的槐树和一溜高高的梧桐树；可惜后来因为修建二操场，槐树被砍掉了好几棵，好在梧桐树留存着。在这些“杂物什”背后，就是静谧悠长的“杨家大河”了。
杨家大河是南明河流经石岭街段的称谓。南明河水穿过甲秀楼两旁的浮玉桥，流经东岸贵州省委所在地南明堂与西岸石岭街河段，称为“杨家大河”。“杨家大河”之名，来源于明万历二十四年生于南明河畔石岭精舍、中举后移居南京，诗、书、画三绝，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之一的杨龙友（1596-1646）家宅居地。故，这一段河流得名为“杨家大河”。如今虽然都统称为“南明河”了，但当地老街坊仍然称之为“杨家大河”。
杨家大河东岸的南明堂即新中国成立后的贵州省委驻地。深掩在白杨梧桐深处的南明堂，黄墙绿瓦的建筑群高贵肃穆、楼台深锁；西岸则是尚节堂、玉皇阁、雷祖庙等庙堂的后山，且都各有山门通往杨家大河。
西岸通衢兴隆东巷、新华路上的第七幼儿园、新华路小学、九中均为我的母校；岸边的喇叭花狗尾草，乱坟岗古墓塔、包谷秆胡豆心皆是我故事的源泉、解馋的美食；我的乔木灌木、木犀科蔷薇属等植物知识，也是在这儿首度领知……
一
生长在雷祖庙内年幼的我，时不时地会看见一位高高的、好像只有胡须，没有眼睛鼻子嘴巴，身穿灰色袍子的男人。工友杨妈妈说，他叫胡士公，是雷祖庙里的道长。“道长是古人吗？你看他穿的衣服、梳的头发，跟我们不一样。”“哪来的古人呦。看小画书看多了嘞！”我家保姆陈嬢嬢用指头点了我的脑门一下说。不过我喜欢看胡士公衣袂飘飘、临风而立的样子，就像小人书中的神仙。胡士公总爱在几棵槐树、梧桐树间或伫立、或漫步地念念有词。每当此时，我和我大哥总是会竭力地屏住呼吸，轻轻地靠拢他偷听。
有一天，我们终于听清楚胡士公念的是：“秋风冷，落日斜。今夜故人来不来，叫人立尽梧桐影。”这是我学（听）会的第一首诗。
渐渐地，我们一伙小孩都不怕胡士公了，因为他和蔼可亲，还有他会拿水盐菜和仁生米给我们吃。
一天傍晚，我竟看到胡士公与我大哥商讨，究竟是“桐子落，童子乐；童子打桐子。“还是“童子乐，桐子落；桐子打童子”来着。那一刻，我仿佛看见长毛嘴尖的胡士公脸上时隐时现闪亮着的眼睛，真的很好看。
与胡士公熟悉以后，我与大哥去过他的住处门口。雷祖庙通往杨家大河的山门内犄角，有一个小院，是道长专门的住处。那个狭长的天井里没有什么花草，只是墙边一大蓬紫红色的胭脂花，开得如火如荼。可惜胡士公不让我们进去，只让我们站在门口，我们只能在门缝窥视。
一天傍晚，好多穿蓝衣服的警察冲进雷祖庙，齐笃笃地围在后院的大楼下。一会儿，几个警察从上院右拐角周老师家专用的楼梯上押着一个伯伯下来，那个伯伯的脸色与他的衣服一样灰噗噗的，周老师在后面哭着，用她的外省腔调嘟嘟囔囔地重复着：“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是我让他躲进衣柜里的呀！他是不要躲的呀！”一个警察给另一个警察敬礼报告说：“我们是从大衣柜里把他搜出来的。”
我们站在警察圈的外面，看着那个伯伯一步步走下楼梯，我好害怕，浑身哆嗦起来。我听到一个惊诧的轻微声音“……余长官？”回头一看，是胡士公。胡士公睁大眼睛张着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伯伯。警察与那个伯伯快要走到我们面前了，胡士公突然蹲下来对着我说：“不怕，不怕！我带你回家。”我想回家，但是胡士公没有动。警察带着那个伯伯走了过去，大家都散了。我站在胡士公面前，胡士公还蹲在地上，一动不动。陈嬢嬢走过来拉着我也走了，我回头看胡士公还是蹲在地上。他怎么不走呢？我觉得好奇怪。
“以后离那个道士远点，臭烘烘的”。陈嬢嬢大声呵斥我。
我没有听陈嬢嬢的话，依然故我地喜欢胡士公。只是，我很少看清楚他真正的脸。因为他的胡须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况且每次看见他时，基本上都是在擦黑时分。
说来也怪，每当我妈妈到教育局开会，或是与老师们春游、看电影什么的；反正只要是妈妈不在家，胡士公总会送一些食品到我家。陈嬢嬢都是鼓着脖子嘟着嘴接受，连个谢字都没有，背后却笑眯眯的一样一样地仔细翻看，还叨叨着：“哟，都是些稀罕物呢。看，花生米、核桃，还有皂角，干茄子、干豇豆……”
好几次，我看见妈妈责怪陈嬢嬢，好像斥责她不该收受胡士公的礼物。陈嬢嬢每次都犟嘴，过后照收不误，还轻轻地细念细念：“一个人的工资，这么多张嘴，自己人帮一帮，有什么稀奇的。您不要我要。”“我的工钱好久都没有了，我能忍，娃娃些的肚子不能忍。”陈嬢嬢说着，还委屈地哭了。陈嬢嬢真是掏心剖肺地对我们好。
自己人？胡士公是我家的谁？后来我发现，陈嬢嬢时不时地会给胡士公洗衣服，缝补衣服来着。但陈嬢嬢坚决不准胡士公挨近我们。有时候妈妈不在，陈嬢嬢也会给胡士公送碗面条、汤圆等一些吃的。这些现象我从来没有给妈妈说过，我喜欢他们俩你帮我、我帮你地做事。
有一件事让我相信胡士公真的是“自己人”了。
每个礼拜二下午，是幼儿园老师们到教育局学习的日子。
又是一个礼拜二，工友杨妈妈在下院坝晒了一簸箕大头菜，太阳晒着大头菜的香味弥漫在整座雷祖庙里，酸酸香香地吸引着前后院的娃娃们。娃娃们总是趁杨妈妈看不见时拣一两条塞进嘴里就跑。一向最霸道的贺老四却贴在簸箕旁，一把又一把地抓了放进衣袋。我觉得好惊奇，就盯着他看，他回头看见我，对着我伸出了中指，还威胁着鼓睁着眼，挥着手，让我走开。我羞愤得哭了起来。突然，胡士公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一大耳光抽在贺老四脸上，又将他的中指往后一撇，贺老四顿时惨叫着哭喊起来。贺老四的哭声惊动了厨房里的杨妈妈们，大家蜂拥而出。
杨妈妈看见自家的大头菜被抓得七零八落的，随即大声呼喊：“造孽哦，是哪个有娘生无娘教的小私儿……捱刀砍脑壳的，吃就吃点喽嘛，还这么狠心！”
我不识时务地指着贺老四的衣袋，杨妈妈一个箭步冲到双手捂紧口袋的贺老四身边，从贺老四衣袋里陆陆续续地抓出了好多大头菜。突然，贺老四睁大眼睛看着大门又哭闹起来，杨妈妈尴尬地站在贺老四身旁，眼睛也看着大门口。
大门口出现了妈妈与老师们，贺老四的妈妈也在。
老四妈扑上前搂着贺老四，指着杨妈妈破口大骂：“小私儿？哪个是小私儿……你才捱刀砍脑壳嘞，我怕没得王法喽。乡巴佬！”说着，一脚踢翻了杨妈妈家的大头菜，拖着贺老四，扭头就走。
妈妈上前，拦住老四妈，指着一地的大头菜说：“捡起来。”老四妈说：“她骂我儿子你没看到？”“捡起来！”妈妈又说。贺老四适时地又哭了起来。
妈妈蹲在地上，一条一条地捡拾着大头菜，老四妈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老师们与杨妈妈也蹲下小心地捡拾着。最后，老四妈拽着老四蹲了下来，慢慢地捡着大头菜。我边捡大头菜边埋下头歪着看胡士公，可胡士公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后来我问陈嬢嬢：“胡士公是我家什么亲戚？”陈嬢嬢赶紧蒙住我的嘴，威胁我说：“不要乱说，要被派出所抓去的噢。”“那他为什么对我们家比对别家好？”“叫你别问你就核实问。”“哦！”我不是答应了陈嬢嬢，我是想起了那天警察抓走周老师家伯伯的情境，我可不愿意胡士公被抓走。
怕什么来什么。胡士公真的被警察抓走了。我是后来从大人们躲躲闪闪的悄悄话中听出的端倪。
胡士公被抓走的那天，我们大班正在上图画课，大操场突然响起了一阵阵的皮鞋声，老师将教室的门关得牢牢的，还用背抵住教室门，不准我们出去。我不知道是胡士公的事，要不，我会不顾一切地翻窗子也要出去的。
我想念胡士公，又不敢问妈妈。终于趁妈妈不在家时，陈嬢嬢还是告诉我了。陈嬢嬢说，胡士公以前是旧军官，公家不许他再住在幼儿园，说是对新中国的小朋友教育不利。
胡士公又没有教我们什么坏的，有什么不利呢？我不明白。我还是想念胡士公。
后来还是杨妈妈与陈嬢嬢说话被我听见了，原来是老四妈去派出所告的。我恨老四妈，自己做了错事还暗害别人。
二
60年代初，因为要建教师托儿所，七幼迁出了雷祖庙。小小年纪的我，为搬离夏天有槐花吃，冬天有腊梅花泡茶的雷祖庙而惋惜，也为再也见不到胡士公而忧伤。
还好，我们只是搬到了离雷祖庙30米处兴隆东巷45号内的“尚节堂”。
有一天我跟着陈嬢嬢上街买菜，突然看见了胡士公，陈嬢嬢鼓着她本来已经很鼓的嘴，脸转朝一边，可我很高兴。我喊了一声“胡士公！”他对我微微笑，牙齿好白，好像很年轻的样子。
的确，胡士公不老。1962年我爸爸回来的时候，一位高大英俊，身着干干净净灰色正装的男人来到我家，进门就给我爸爸敬礼，嘴里还喊了一声“参谋长”什么的，我爸爸惊恐不已地一腿扫过去，立即阻止了他。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与我一般高矮了。我觉得来人似曾相识，那双眼睛在哪儿见过？我盯着他看，他狡黠地冲我笑了笑。我正想问，妈妈一把将我掳出了门。
那男人就是胡士公。晚上我躺在隔壁床上，听见爸爸感叹：“没想到他竟当了道士！”
原来，胡士公曾经是爸爸的副官，也是爸爸的姑舅表弟。胡士公曾与爸爸一同上战场，我爸爸还救过他的命。那已经是194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事了。胡士公与爸爸都是浙江人，我爸爸随学校西迁到青岩，后考上黄埔军校19期毕业后，与胡士公前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大家就各奔前程了。
我上小学了，是新华路小学。新华路小学的校址原是雷祖庙街对面天主堂神父们讲习、办公、住宿的地方。天主堂在左边，我们学校在右边。天主堂是一座塔尖高耸、拱门尖形、大窗户及绘有圣经故事、花窗玻璃的哥特式建筑。那些镶着彩色玻璃的长窗，从街面上一直逶迤延伸至我们学校的教室。整座天主教堂除了白底蓝边的房子和干净洁白的石板与红红的地板，以及黑黑的椅子，连一棵树都没有，难怪耶稣和圣母都斜低着头，让人觉得胸好闷。天主堂一种浓浓的阴森感让我常常望而却步。
我进校时，教学楼是一大幢两头都有楼梯的一大排反7字形两层西式楼房，教室的窗框都是尖尖的，彩色玻璃镶嵌在窗户上，好看极了。后来因为学生们太调皮，玻璃逐一破损，渐渐地，都换成了透明的玻璃。只是窗户仍然是细长细长的，但没有了尖顶。
有一天我们老师正在教“左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吃饭拿碗，写字拿笔……”我因为是左撇子，做的总与同学们相反，老师一次次地纠正我。我正害羞着呢，大哥的脸突然出现在我们班门口。大哥神秘兮兮地向我招手，要我出去。我不知道怎么办，觉得很丢人。正巧，放学的钟声响了。大哥冲进我们教室拉上我就走，说带我去一个地方玩。我们三绕两绕地来到离新华路小学几步路的余家坝“王公祠”后院，在一间矮小破旧的房门口，大哥敲了敲弋斜着的一扇破门，出来开门的竟然是胡士公！大哥肯定不是来第一次了，自顾自地一步跨进了胡士公的家里，还大声地叫了声“胡叔叔好！”我怯怯的嗫喏着不敢进去。胡士公笑盈盈地帮我把书包解下来，边牵着我的手边跨进门说：“呵，小夔都上学了，学习肯定是最好的了。”我还在为同学们举左手我举右手而难过呢，没有理他。还胡叔叔呢，我压根儿就没有把眼前的“胡叔叔”与“胡士公”关联起来。我愿意叫他胡士公。
读小学五年级的大哥与胡士公津津有味地谈着什么罗成、秦叔宝的，大哥还背诵了原来胡士公教的“草铺横野六七里/ 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 不脱蓑衣卧月明//” 我坐在一张破桌子旁做着作业。胡士公对大哥说：“我要走了。”大哥问：“到哪儿去？”胡士公说：“你爸爸回来了，你们几兄妹也长大了，我可以走了。”说着拿出一大包仁生米给我们吃。
我们长大了关胡士公什么事呢？我迷糊地望着窗外仲夏的树荫想着。
好久了，胡士公都没有来我们家了，连大哥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暑假的一天中午，我与大哥正吃饭，小哥回来说雷祖庙山门坡上有一个人躺在那儿，好像是被人从那棵最大的古柏树上解下来的。是个穿长衫子的男人。我激灵了一下，筷子掉落在地上。“我要去后山坡。”我说。大哥看了我一眼，背起我就往最近的玉皇阁山门跑，小哥紧紧地跟在后面。
我们仨跟斗扑爬地跑到河边，已经有几个警察围在哪儿了。警察的脚边躺着一个人，头上盖着一块说不出颜色的布，一动不动的。旁边围了一些人，还有我们巷子里居民委员会的刘委员。刘委员说着什么“雷祖庙里的道士……”，我听得心咚咚地跳，不敢上前，只是看着大哥的脸，大哥的脸色突然好白。小哥猫下腰，爬到那位躺着的人身旁不远的地儿，用一根干树枝挑起了那人头上的布，我刚看到那人的脸，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了。妈妈说我睡了两天，是得了猩红热，还出了痘子。我睁开眼睛四处看，没有看见大哥。我喊大哥，没有人答应。我想问问大哥，胡士公死了吗，但是大哥没有在。后来，妈妈把我送到了喷水池西侧文庙的外婆家。喷水池离我家太远了，我不认得回家的路。
我一直一直还记着梧桐树下那个穿着长衫，念“秋风冷，落日斜。”的胡士公，只是再也无从说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