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认识-再实践：冉正万《屯堡》叙事建构的方法论创新
《屯堡》的创作实践为当代地域写作提供了重要镜鉴。它与部分地方人文写作中符号化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其成功在于拒绝将地域文化简化为标本，而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现对文
编者按：
当一位江南士子在科举梦碎后流落西南，他携带的儒家信念与屯堡的戍边文化将发生怎样的碰撞？当一部小说试图穿透六百年的历史烟云，它又该如何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上，为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人寻到安放灵魂的角落？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新作《屯堡》，正是这样的文学尝试。
这部小说以明初“南北榜案”为叙事引线，将主人公郝余良的命运抛入贵州屯堡。个人的失意与时代的宏大叙事交织，农耕文明与戍边文化对峙。
实践-认识-再实践：冉正万《屯堡》叙事建构的方法论创新
张 槟
长篇小说《屯堡》以明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为切入点，构建了江南士子郝余良因科举西行入黔的叙事主线。作品通过线性叙事结构串联郝安贵等人物群像与西南边疆重大事件，形成个人命运-族群记忆-国家叙事的三维框架，深度呈现屯堡文化忠、勇、和、融的精神内核：郝余良西迁后创办屯堡学馆坚守儒家教化体现忠，军屯军民一手持戈，一手扶犁的生存状态彰显勇，汉苗子弟同窗共读、郝余良与苗族互助等情节诠释和、融。这部16万字的创作源于作者冉正万对安顺、平坝屯堡群落文本考据与文学虚构的双向互动，是当代地域文学突破符号化书写的关键路径。
本质上是对文明肌理的文字重构。从实践上来看，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与演变始终根植于物质生产实践——《屯堡》通过文献考证，正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的文学实践。正如《华夏美学》中指出：“文化记忆的再生产需要物质性与符号性的双重确证”，这种双重确证恰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说开篇运用期望-颠覆-重构的叙事张力结构：信使捷报引发的家族狂喜与科举资格突遭剥夺的命运陡转，形成经典的狂欢化场景。这种叙事策略不仅通过情节反转构建悬疑机制，郝府从簪缨之望到迁徙之命的境遇转换，更构成微观层面的社会变迁缩影，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转化为文学叙事的必然性。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案作为制度性暴力事件，深刻影响了屯堡文化的形成轨迹。这一事件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通过科举制度进行社会控制的历史缩影——朱元璋对南方士子的镇压，既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也迫使江南文化精英西迁，客观上推动了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南边疆文化的碰撞融合。冉正万通过小人物视角解构洪武治世的宏大叙事；借助西行轨迹，完成江南文化与西南边疆的符号对接。
缝隙中的叙事建构还体现在对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的史料运用上。史实记载朱橚因涉嫌谋逆被流放云南（《明史·诸王传》），作者将这段历史与郝余良的命运轨迹编织成双线叙事结构。其创作恪守大史实小虚构原则：卫所军屯制度、军傩仪式等宏观要素严格遵循《明实录》《安顺府志》等文献记载；而人物对话、饮食习俗、建筑细节等微观场景则进行艺术重构。
冉正万早年的地质勘探经历使其形成独特的地层叙事思维，这种思维暗合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他将喀斯特地貌考察方法迁移至文学创作：通过丈量屯堡石墙的砌筑纹理（物质地层）、记录地戏面具的符号演变（文化地层）、追踪地域生态的历史变迁（自然地层）。生动践行了从对物质世界的直观感知（地质勘探）上升到理性抽象（文化解码），再回归到具体实践（文学叙事），使《屯堡》中老街苔痕湿度、石板路磨损度等细节描写具有考古报告般的精确性，开创了地质文学的叙事范式。
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认识过程，为《屯堡》的创作注入活化理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屯堡文化的忠、勇、和、融精神内核正是明代军屯经济的体现。作为贵州文学转型的亲历者，冉正万见证了本土创作从地域符号堆砌到文化根脉深掘的范式转换。新世纪以来，贵州作家群体逐渐摆脱对神秘边地的东方主义书写，转向对喀斯特地貌与多民族共生关系的思考——这种转变暗合着地域文学从表象描写到深层文化编码的质变，也呼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要求。
贵州文学凸显出活态文化基因的叙事优势，《屯堡》的理论意义在于验证了汉族军屯文化与苗族巫傩文化的共生融合，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不同生产方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有机统一体，恰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人作为环境的认知主体与叙事载体，其创作必须植根于地域文化的真实肌理。这种理念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群众史观形成深刻共鸣——小说通过对屯堡妇女纺织技艺、军户耕作场景等日常生活的深描，将历史叙事的主角从帝王将相转向普通劳动者。
贵州文学的地域性建构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呈现——喀斯特地貌的嶙峋风骨作为自然文化符号，多民族共生的活态基因作为社会文化编码，共同构成“多样性统一”的文明图谱样本。正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屯堡文化的形成轨迹正是军屯生产方式与西南地域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聚焦地方的创作实践，并非简单的风情展示，而是当代作家在城市化高速进程中，主动回溯文化本源、勘探身份认同并以文学叙事重构精神故乡的重要努力。正是通过地方性写作，通过精神的返乡，在不断地确认自我的位置。同样，这也可以获得一种坚实可感的在地感，当前的地方性写作通过彰显地方感而重塑了现代人久已失去的在地感，其本身的意义在于，在同质化的时代浪潮中为文明多样性保留火种，通过个体与地域的深层联结，最终实现文学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观照。
《屯堡》的创作实践为当代地域写作提供了重要镜鉴。它与部分地方人文写作中符号化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其成功在于拒绝将地域文化简化为标本，而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现对文化肌理的深度解码。这种创作启示我们，避免写作浪费的关键在于构建“个人命运-族群记忆-文明对话”的意义，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中提炼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