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扶贫一线手记》总序

顾久

(作者系著名学者、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张兴老师将他的《大扶贫一线手记》三册相托，嘱我作序。翻阅三部厚厚的作品，感到这是由非常之人，于非常之际，所作的非常之文。

张兴老师属“非常之人”。其经历与我略同——从贵阳到黔东南凯里，因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进入大学，然后走上工作岗位——但我大学毕业后游移于好几个职业，张老师则一头扎根报社，从记者直到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曾斩获中国新闻二等奖、中国新闻奖副刊复赛一等奖、摄影复赛一等奖等，评为二级教授，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管专家等。其专业本为历史，却酷好文学，散文、诗歌等，出过几本专集。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饭前必须打针，但退休后仍不息肩。脱贫攻坚战役打响，点燃这个衷情乡土、富于情怀、诗人气质和具有时代责任感的退休记者和永不下岗的作家的激情，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时得朋友邀请，或干脆自掏腰包，走村串寨于黔贵大地之上。共计五年时间，走访省内9个市、州和贵安新区的57个县市区，深入138个村寨，用尽3个手记本，满满书写了整整100篇纪实文学文章，编成《大扶贫：一线手记》三册。壮哉，张兴！

所谓“非常之际”，是说当我们这一代人步入晚年之际，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之后，又对贫困的农村进行帮扶。我们懂得什么叫贫困：1968年到凯里县一个苗寨上山下乡，我也曾摽着膀子与农民兄弟一道干遍种种农活。记得第一年干了286个劳动日，但至年终分红，除粮食而外，每天只分到1分钱——全年挣得两块八毛六分钱。那时，除买盐打煤油，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得靠自给自足。又过了十年，1978年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介绍，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上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而“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得更直白。他这年去过贵州，说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韩钢.艰难的转型[J].中共党史研究，2011(09)：21-28.)这就是当年的贫困。

贵州之贫，事出有因：这片土地十亿年前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还可能孕育过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但1亿多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引发巨大的褶皱；而约5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最终使这里形成青藏高原旁的第二台地。从此大山阻隔，河流切割，山深林密，人迹罕至。在狩猎采集阶段，这里的人类生存条件还不算差。进入农业文明后，山间土地破碎的农户，靠着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来维系生存，不可能不困窘。建省不久，明代人王圻对贵州的评价是：“古西南夷罗施鬼国地……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诈，……师旅绎骚，每与川、湖同其灾害，而军民岁计，又大半仰给于二省，兵荒交值，时有弗继之忧。”(《三才图会·贵州》)到了抗战时期，省主席吴鼎昌还这样评说：“黔省社会经济，尚未脱离中世纪简单之农业时代。予到任时，不但小规模之商工矿事业，颇少公司组织，即地方典当或高利贷等旧式金融组织，亦寥若晨星。除特货布匹药材等三五较大商业外，几无可令人注目之生意。汇兑不通，金融滞塞……合而构成之社会经济力量，其简单而微弱”。(《花溪闲笔》)

总之，“破碎的”、“山地的”、“小农业”，这三点几乎就决定了贵州的窘况。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这块土地历来关心有加，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倾注的情与力更是空前。在此背景下，省委省政府用易地扶贫搬迁，来破解不适宜生存的“破碎的”土地上的村民；用改善基础设施——县县通高速后，实现村村通，再致力于组组通——来破解“山地的”阻隔问题；用特色农产品、合作社、企业加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的方法，来破解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加上种种社会保障来改善百姓生存——孩子读书、老人看病、通水通电；与此同时，动员万千各级干部入驻乡村，工作在第一线……贵州的物质与心态、自然与人文，都在发生着变化，日新月异，亘古未有。壮哉，时代！

贵州的这场巨变，需要类似《清明上河图》的画卷来展现其背景、事件、故事与人物……当然，场面更大，人物更多，气势更宏伟。凡有担当的文学创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都不会失职缺位，于是，张老师挺身而出，从而成就了这部“非常之文”——《大扶贫一线手记》。

完成这轴大画，需要格局、文采与情愫。这些，张老师并不缺乏。原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总编辑宫喜祥曾评价张老师的格局：“远取诸物，近取自身；上接天文，下联地理；寓意深远，空谷余音；脚踏乌蒙，眼望星空；取材生活，立意人生；近观贵州，远望世界；聚焦细微，扫描宏伟；弘扬正气，鞭挞邪恶；速写自然，工笔生灵；胸怀民众，传播党性；言之有物，句句诤诤。”而原贵州省委政研室农改办主任、诗人赵雪峰曾赞美其文采与情愫：“张兴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尊重自己的生命。他用自己的诗，去写时代的苦痛。更用自己的诗，去关注人，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关注命运，关注生命的意义，关注生命的存在环境，反映人在生命过程中的感怀、感受、感悟和感恩。他的诗歌细腻、粗犷、大气，有‘硬度’，也有‘柔度’，他的诗歌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一路走来的脚步，一个人一路走来的难度，一种情一路走来的酸楚，他的诗歌值得让我脱帽致敬。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用水泥来勾缝的诗歌，又像是雄鹰在天空翱翔，点亮心灵，洞照精神。”

完成这轴大画，还需要独特的眼光和视角。从三部书看，张兴老师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开始，他似乎更关注记录大变革中的具体人和事：“我总在想，应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因为它们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字里行间，都镌刻着我们不变的情怀与追求”，“这些人和事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这样的人和事记录下来”(第一部《前言》)；后来，他认为：“脱贫攻坚不仅仅是一项经济任务，而应该被视为中国农村的一项伟大社会变革。它所触动和改变的范围，应该涵盖农村的思想、经济、文化、社会、人文、环保、法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这一认识相适应，《大扶贫一线手记》第二部，把更多的视角和笔触对准了脱贫攻坚中的人文、社会变化”(第二部《前言》)；到了第三部，张老师更把目光聚焦于人，并且是“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角度”去“关注人(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第一线扶贫干部和社会方方面面关注脱贫攻坚事业的个体和群体)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的思想、精神、文化，乃至各种习惯、做派、作风的变化”(第三部《前言》)。于是，这100篇文章，区域涉及全省各地，人物涉及干部、农民、教师、企业家、反哺故土的爱心人士，等等。全书共有几十个农村干部和扶贫干部，“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少有豪言壮语，我更多地把落笔点放在他们不同的人生背景、工作方式、心理活动，甚至不同的人生命运上。只有一个目的：避免模式化、脸谱化写人，杜绝雷同”；而普通村民，“比干部多出好几倍。我写了他们积极的一面，但也不避讳他们消极的一面。本来，在这样一场历史性变革中，他们的不适应，有时多于适应”。可见，这100篇就像镜头对准了上百个不同身份、背景的生动人物。在本书的最后，张老师还附上他与人共同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乡愁》。壮哉，此书！

当年张择端在描绘《清明上河图》时，或许只是忠实于生活场景，精心勾画出眼前的汴梁清明节景色、建筑、人物、事件等，但却让我们感受和观察到千年前宋代的市井生活。张兴老师的《大扶贫一线手记》，是否也忠实记录了当下这个时代里贵州、乃至中国的历史变迁，从而让我们的后人也能感受、感慨和感动呢？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