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贵阳丨杨曙明：军旅生涯多折难 年过九秩不称翁

“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的事情也是平平凡凡的。”

年轻时的杨曙明

　　1929年，杨曙明出生在江苏沐阳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年少时，他曾在学校上过学，也经历过饥荒。17岁的他毅然决定投身革命，横渡过黄河、爬过太行山......经历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事件，而后跟着部队南下至重庆、遵义等地，最后定居贵阳，继续在医疗健康这个“战场”上发光发热。

　　讲述人：杨曙明，91岁，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县级离休干部。

杨曙明整理曾获得的奖章

　　机缘巧合开启了东奔西走的军旅生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开始了。

　　这一年我17岁，已经在上学了。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攻打江苏临水，离我家也就几十公里的距离，就像如今的息烽挨着开阳一样，县挨着县的距离。国民党的飞机已经在村子上空盘旋，时而轰炸，时而发出轰鸣声，我知道，危险已经在步步逼近了。

　　为了应对战役，我们整个县城都在做后防预案。此时，新四军华中军区野战医院也驻扎在我们当地，学校便组织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学生去医院照顾伤员，帮忙抬担架，帮伤员打水洗脸、打饭送饭等，照顾伤员的日常起居。

　　我记得，那时候的条件很差，伤员就只能躺在铺着的干草上，他们脸上满是污渍和血迹，有的甚至手脚被炸烂，已经失去意识，当时的我们顾不得害怕、顾不得去思考人还能不能活下去，只得快速的跟着医生、护士一起，抢救他们的生命。

1965年，杨曙明一家在遵义合影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就要往山东撤退了，我们几个学生也被老师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我的耳边总是响起盘旋在屋子上空飞机的轰鸣声，心里又总会想起照顾伤员的情景，铁血男儿的热血开始涌动起来了。

　　在机缘巧合下，我得知新四军华中军区野战医院（当时我们所称的卫校）在招生。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是“刻不容缓”，是“马不停蹄”，我马上同村里的两个玩伴，连走20多里路来到卫校应聘。

　　在路上，我们三人因为自己仅仅是高小学历而担忧，会不会选不上？选不上怎么办？这些问题也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但是脚下的步伐却不敢慢下来。学历不够我们就加强学习，年龄不够我们就加强历练，总而言之，能与战友一同奋战，是我最大的念想，无论怎样我都要为之一试。庆幸的是，最后，我们三人都被选上了。

　　就这样，我的军旅生活就开始了。同年4月，我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这对我来说，是肩上的责任，是内心的归属。

战场上危机四伏雪夜中摸索前行

　　进入卫校之后，我就跟着部队一起撤往山东。那时候白日间的天空多的不是白云，而是带着炸弹的飞机，我们只能隐蔽前行。

　　我所在的卫校八队有1000多人，都没有枪支，一直跟着华中军区的政治部走。到了晚上我们才会启程，在黄河南、黄河北等地到处转，不敢在一地多待。

　　那时的天太黑了，没有一点烛火，看不到一盏光亮。我只得紧跟着前面的战友，生怕掉队，回想起来，我只觉得我一直在走路，好像没停过。

　　大家也不敢停啊！只能争分夺秒地撤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好像是被上空飞机的轰鸣声赶走的一样。

1955年颁发的解放奖章

　　人越多，目标就越大，我们的活动范围也被包围得越来越小。为了分散目标，我们卫校八队就分至华中军区第八医院的队伍，继续在雪夜中摸索前行。

　　树林、河边、草地......都可以是我们休息的地方，但大家都是眯上半会儿，不敢熟睡，部队一旦出发就是一声令下、刻不容缓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炊事班的一个老同志说：“我就在那边睡一下，部队出发的话记得叫一下我。”说完我便走到一边，背包都不敢放下，坐下就靠着树干睡了。

记得在这期间，我得了痢疾，能活下来，也是我命大。因为病痛，且无药可以缓解，就只能靠身体硬扛。当时我整个人都脱水了，没法走路，老乡就用骡子驮着我。

　　病痛使我只能走走停停，导致无法跟上部队的速度，老乡便赶着骡子跑了起来，只为努力跟上部队。

　　回想起那个时候，大家走路都在打瞌睡，只在碰到前一个战友的背包才会清醒过来。颠倒昼夜、马不停蹄，就这样来到了山东，那时已临近过年。

山东的冬天是非常冷的，大雪皑皑、满山雪白，换做以前，我早已和玩伴玩起堆雪人、打雪仗的游戏。如今却觉得，这雪竟也没意思了，只会让人觉得寒冷。

　　身担重任不敢懈怠 “龙海支队”南下支援

　　1947年9月，我被分配到陈毅为校长的华东军区随营干校实习。当时的随营干校是接收经过医院治疗后的负伤战士，在此处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

　　前线医院的资源太匮乏了，一场战役就会有一批又一批的伤员被送进来，医院只能将稍有好转的伤员转出，空留出为前线战士抢生命的位置。

1949年的纸币

　　1948年，因为开辟新根据地需要人和物资，我所在的“龙海支队”有1000多人，大家要背着六七十块钢元开始南下。那应该是五六月份，我记得麦子都已经收了。

　　当时的我与其他一些战友，每人分到几十块钱，用布袋封着绑在身上，睡觉都要背着。从河南往河北、走过邯郸、大明湖、山西、娘子关、大同......

　　记得当时听上面的人说，国民党从潼关那边来了六七个旅要围攻我们这一群人。听到这消息我们不敢往原路线走，只能转而爬太行山。

那时的太行山简直无路可走。我记得有一天从当天晚上五点开始爬山，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因为天亮不敢前行而暂停。

　　我们问老乡：“我们走了多远的路啊？”

　　老乡答道：“没多远路，才九十里路。”

　　但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很远很远。

1954年，杨曙明在西南军医的同学合影

　　我们翻过太行山，由洛阳继续过黄河。战友们一个个紧紧挨着坐在船上，双手用力紧握住绑在身上的钢元，眼睛不时地瞭望四周，内心无比的忐忑不安，而这些，从他们手上冒出的青筋便可看出。渡过黄河后，我们抵达了刘邓总部所在的汝南，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驻马店。

　　在同年农历8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是在一个大树林子里开的会，会上正式将我们“龙海支队”和带着的钢元移交给刘伯承和邓小平，我们总算圆满完成任务！

　　战场烽火未消医院急救未停

　　1948年11月左右，就听着部队要紧急启程，又要开始打仗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打淮海战役，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的部队是分得很散的。一营在河南商丘，二营在安徽涡阳，我所在的三营在安徽亳州，营与营之间的距离都是几十上百公里。

1955年发放的解放奖章和证书

　　战役一旦打响，战士们的伤亡很大。我每天除了跟着医生救治伤员，还要跟着担架手们转运伤员。伤员到医院之前，一般在前线团卫生队都处理过。为了保护伤员，每天我们都要把百十个轻伤员送到距离前线十几里路的医院。

　　因为汽车很少，送弹药去前线的车在回来的路上会带上重伤员，轻伤员都是自己走回来的，马路上人来车往，马路边硝烟弥漫，炮火声、枪击声响彻上空。为了安全，我们有时候都会趴在路边的洼地里、草丛里隐蔽。

　　实际上，当时打淮海战役，对方还没有我们自己的人多。我们都是收着黄伯韬部队的俘虏和士兵来进行集中教育，最后，我们那个营发展到有7个连之多。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各个营向团部所在的安徽亳州靠拢，修整了几个月，又慢慢地向南京进发。

我记得已经是1949年4月份了，部队计划从安庆渡过长江，此时，渡江战役也随之打响了。

　　环境恶劣，天气又是阴雨绵绵，大部分北方战友不习惯南方的梅雨季节，但是我依旧没感觉到，这是阻碍他们前行的绊脚石，在听到命令后的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我是一名医疗兵，却也被他们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深深震撼。

　　当时的长江，夜晚时分也是光亮的，然而这光并不是家中烛火，而是炮火硝烟。身上有擦不净的被炮弹炸飞的泥土，脚下有被战友鲜血染红的石块，这些对我来说，却早已是常事。

1962年，杨曙明与同学在重庆的毕业合影

战士们英勇奋战、拼死抵抗，不断用木头做的帆船一步一步渡过长江，最后，渡江战役胜利了，我们也成功的跟着部队渡过了长江。

　　战后岁月半生从医

　　1949年底，我就被分到来了重庆西南军区后勤卫生部后方医院，这个医院是接收国民党时期的一些老残病人的医院。看着有些四肢残缺、两眼无神的病员，我体会到了战争的无情，对我军如此，对敌军亦如此。

　　在这个医院工作了一年多，1952年，我被调到重庆西南军区第八速成中学学习，在学习了两年多后，于1954年底毕业。

　　1955年初，西南军区解散，我只身一人来到了贵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的毕业证书

到了贵州以后，在同年六月份被分至遵义军分区，负责卫生所工作。1959年8月份，我又回到重庆军医大学继续学习。那时候真的非常困难，粮食都非常紧张，食不果腹的情况到处都有。

　　1962年，我从重庆军医大学毕业，重回贵州，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第44医院。我刚到医院的时候，医院的软硬件设施条件都是比较差的，但是大家的学习风气都比较浓厚。一到晚上，大家要么学习业务，要么学习政治，要么学习如何为患者提供更为良好的服务。慢慢地，大家的学习能力提上来了，医院也慢慢发展得更好了。

我是在医疗保健科，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新兵体检，当看到一个个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挽着袖子，昂首阔步走进科室的时候，不免让我想起在那段烽火岁月中的战友们，他们也是年纪轻轻，从未害怕过战场，甚至头也不回的朝着危险走去。

　　1990年的时候，我从现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离休。这些年，我看到了贵阳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的。原先大十字、喷水池那块的路都是乱石子路，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和现如今的贵阳真是今非昔比，这一切都要得益于我们国家的逐渐强大。

王杰 张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