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空间·叙谈录|编辑·摆渡人（一）

他在说：书有人买，不赔钱，有个工资，还能谈谈文学，是我喜欢的日常。

做书不是那么急功近利、平快的事情，一般来说五年的版权期，首印六千、八千，慢慢加印，就很好了。一本书可以这个月出，也可以下个月出，这种节奏感比较适合我。另外，做出版要和作者、译者打交道，喝个酒、吐个槽，这个行业，大家性格都比较散淡，书有人买，不赔钱，有个工资，也就够了，打交道比较轻松，还能谈谈文学，谈谈学术，是我喜欢的生活的具体日常。

我做的书里，最畅销的是《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鲍勃·迪伦的《编年史》也卖得很好， 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时做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今天还在重版，都快20年了。《刺猬的优雅》《南京人》《致D》《香奈儿的态度》都卖得还可以，也有很多卖了几千册。无论是作者还是书，都需要养，不像余华的《活着》，已经成为经典了，拍出重金把它抢过来就行。

但我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如果从销量衡量，我可能真的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出版人。但我也绝对不承认做的都是赔钱书，有些书你没看到，是小众的，但也不赔钱，我是有搭配的，在一家出版机构白手起家，有些书就要去铺垫，这些书就是炮灰，去填地下的地基部分。

有的出版社会紧跟当下的社会议题，比如一些很时髦的理论，女性主义，文明冲突，跟大家的社会生活感受更近一点；有的会去研究文征明（明代画家），看哲学家谈艺术，做一些类似萨特《什么是文学》、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这样的书。我是希望和当下的议题保持一点距离，再远一点，更形而上一点。我愿意去做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而不是更普及的《什么是女性主义》。

因为很多当下的问题，几年之后就不再存在了。曾经有一度大家都在谈论互联网，甚至还有人写过互联网史记。但几年之后，这不再是一个问题，互联网成为一种背景，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再过十年，女性主义还是不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可能是，性别肯定始终是一个问题，但女性主义还会不会像今天大家争辩的这么激烈？我不确定。但是人的创造和人的审美，始终都是一个问题，它会有新的形态，新的体现方式，我关注的是这个。我试图在感兴趣的领域里做最源头的、公共性最强的书，既可以解释社会，又可以解释人的自我，也可以解释经济。

他在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随波逐流，虽然，我也很想很想。

如果说有什么书对我的人生观有影响的，那还是《说唐》《说岳》和武侠小说。长期以来，我跟人交往，做一些事情，心里的标准都是李寻欢，还有乔峰，不自觉地会以他们怎么做来应对很多事情。李寻欢会帮助别人骗自己，当然没有人骗我，但我会觉得在有些事情上吃亏是没有关系的；乔峰就是性格豪爽，虽千万人吾往矣，很有英雄气概，不自觉地，也会影响我面对某些事情的态度。清高了，骄傲了，不能忍，就放弃，直到现在。

做出版，就是一些作品经过你，经过了就经过了。你也经过一些人，经过一些作品，但它不是你的。这都没什么，做出版没那么悲情。我已经很幸运了，还可以自主地让几百本书从我的手上做出来。我不愿意把自己放到一个需要被同情的或者要刻意去支持的位置上。

我出过很多作者的第一本书，比如倪湛舸、包慧怡、王敖的诗集，孟晖、蔡小容、汪民安，我做得也都比较早。克瑙夫出版社的戈特利布说，「我们应该成为某些才华出众之人的避风港湾」。我觉得出版机构应该是这样，你要允许有才华的作家出书，哪怕卖得少。

今天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卖得很多，能养活一个编辑，但他一开始都养不活自己。里尔克、卡夫卡都没有通过卖自己的书赚到钱。卡夫卡如果不去当小职员，里尔克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支持，都会很痛苦。他们面对出版商的时候，也很弱势。艺术是需要赞助、需要供养的。

出版就是跟创造的人打交道，跟那些能给人力量的东西打交道，但我们也不确定哪本书能给哪些人力量，那就首先让它出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选择什么，你去让什么事情发生，让什么东西出现，无非就是这些。我只是其中一个角色，没有随波逐流，因为随波逐流也不容易啊，你得知道它往哪里，能把你带到哪里，而且你还得跟得上。

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随波逐流，我也很想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