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丨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说不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在心里就好。

冯骥才最新散文集《世间生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辑录冯先生六十余篇生活散文。这些散文，文风优雅，内涵广博，情感深沉动人。愿我们在阅尽世间生活的风雨后，从冯先生的智慧和感悟中获得启迪，收获自己生活的恬淡幸福。

《我的伯乐》 文丨冯骥才 主播丨小可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很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

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子差点使我和定兴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绝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

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名字时，那神情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座谈会上我很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因为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

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站在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着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

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着这个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说你的凳子干嘛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盆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我们就这样站着把东西吃完。

他们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这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大老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地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 

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我的终审，我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李景峰是个大高个、朴实的东北人，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撸，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

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着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她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像在自言自语，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可是有一次，她忽然把我叫了去。

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这次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

她令我惊讶不已，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头来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

随后，她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地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芯、图钉、曲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等，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她大概从来都是这样找东西的。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我回到五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了一遍。想想看，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我那时工资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里，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地认为，我那时没有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和爱护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对我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的，匆匆与我擦肩而过。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她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我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我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她也不回信，我只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去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然后，一口气说出很多往事。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

那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情感写出来，我满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意了。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十分不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但转念又想，这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说不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