旮旮角角贵州史｜都说刘伯温未卜先知，事实是……

据报道，2019年31省份GDP增速数据显示，贵州以8.3%的GDP增速领跑全国。这让我又想起明朝刘伯温写的一首诗。在民间传说中，刘伯温是一个未卜先知的角色，这首诗一直为人们所乐意引用，那就是“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绥阳县红果树景区还郑重其事地竖立了刘伯温的铜像，一侧就刻着这首诗。

其实刘伯温何曾写过，有人曾遍查刘基599首诗词，并无此诗。倒是民国《续安顺府志》把这首诗列在“民生卷 隽语”中，而且说是“云贵谶语”，只是前两句是“江南千千水，云贵万万山”。我觉得这种屡被引用的现象，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和企盼，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当作《推背图》或《烧饼歌》式的宿命，那就另当别论了。

绥阳刘伯温像

同为明代人，有一个叫王士性的，真还作出过类似的论断。此公是浙江临海人，生活在嘉靖、万历年间，曾在河南、北京、广西、云南、山东、四川、南京等地当过官，游历甚广，观察甚微，思路和眼界都较开阔，著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很有价值的人文地理学著作，而且《广志绎》还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记载喀斯特地貌的地理学巨著。

王士性

提起徐霞客，我们都不陌生。王士性和比他稍晚的徐霞客一样，对地理都有极精到的见解。有人把他们比喻为中国地理学界、旅游文化界的双子星座。徐霞客称王士性为“王十岳”，可见对他的推崇。只不过徐霞客偏重于观察山脉走向，江河源流，在自然方面；王士性则注重观察“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即人文方面，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和徐霞客游历日记不同，他对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还进行一定的理论探索。谭其骧先生认为：“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比之于在他以后约四十年的徐霞客对自然地理的贡献，至少是在伯仲之间，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士性注意到我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北向南的转移，他在《广游志》中说：“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就是周振鹤先生所说：“秦汉时期的经济文化重心在北方，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的八百年，这一重心开始并完成了向南转移的全过程，至南宋元明清时期，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固着在南方不可移易了。”当时这种社会经济活动中心的转移，是以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为基础的。所以王士性借客人口说是“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

在《广志绎》中，王士性还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从唐末到明代中叶，约千年时间，江南日趋繁荣，“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和刘伯温的预言几乎是一样的。表面看来，一个是肯定的语气，但不知何据；一个是设问的方式，但王士性是从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活动的角度，认为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他作出了继续转移到岭南和西南的可能的推断：“宜今日东南之独盛也。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势未有不转而云、贵、百粤。”

而且王士性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有决定性影响，这是中国古代“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思想的发展。曾经有人问王士性，那为什么黔中风气久不开呢，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江南繁华之地，“咸开大洋，驻立人烟，凝聚气脉”，联想到后来珠江三角洲的迅猛发展，不也有这一重要因素吗？而贵州虽然从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通自中庆（今昆明市区）经贵州（今贵州贵阳）达镇远（今贵州镇远）的驿道，遂接通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三十年（1293）又开设从中庆经乌撒（今贵州威宁）达泸州（今四川泸州）的驿道，只不过是“过路之场，尚无驻跸之地”。用现代的话来说，只是通道经济，未能形成集聚效应。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的《黔记》对贵州建省目的一语道破：“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何况贵州交通极为不便，王士性在云南当过官，有切身体会，他说：借贵州一线之路进入云南，路两边都是少数民族。从晃州（今湖南新晃）至平夷（今云南富源）有十八站，每站虽然说是五六十里，实际相当于百里而遥。士夫商旅再着急，也只能一日一站，错过这站则无宿地了。从辰州（今湖南沅陵）往西，轿无大小，官无贵贱，舆者皆以八人，全是在山中穿行。王士性还说，当时由贵州的军士担任驿站的舆夫，每年有上万人在驿站之间传动。

贵州驿道

王士性还着重提出了人员素质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虽然西南的物产丰富，而东南一带，“只生人不生物”，但那里的人，“无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足夺造化”；他又说，江、浙、闽三地，人多地少，“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没有一技之长糊不了口，不走出去，一技之长无法施展，走出去才有广阔的天地。看看现在的浙江人、江苏人、福建人，连世界各国，都遍布了他们的足迹。王士性在游历杭州西湖时，萌发了旅游是“产业”的意识，于是在《广志绎》卷四指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老百姓可以借“游观”做各种生意，发展旅游业是有利于民生的事，“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官衙门认为“游观”不是“朴俗”，去设法禁止，反而造成大批人失业。在一个“崇农抑商”的朝代，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有此种眼界的恐怕没有几人。

古代西湖

费孝通先生曾说：“在农业时代一直交通闭塞、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蕴藏着在进入工业时代过程中后来居上的巨大能量。一旦打开山门，铺上通途，这类地区将在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贵州高速公路里程已突破7000公里，县县通高速，总里程跃升至全国第四位、西部第二位，综合密度保持全国第一；形成了米字交叉的高铁网和十字交叉铁路网。贵州还演绎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贵州战法”，同时以交通和信息条件改善为基础的大数据产业、现代山地特色农业以及以生态建设为基础的现代旅游服务业等正在后发赶超，遵照周总理的嘱咐：“只要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那么，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大有希望”。借王士性的说法，“其势未有不转”！

延伸阅读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宗沐侄，临海城关人，人文地理学家。少年好学，喜游历。万历元年（1573年）中举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授朗陵（今河南确山）知县。历任礼科给事中。万历十一年王士性弹劾郭思极，称其科场作弊，取中张居正之子张懋修。万历十三年（1585年）母去世，丁忧三年。万历十六年（1588年）复官，迁吏科给事中，不久因触犯皇帝，被派往外官。历官四川参议、广西参议、云南副宪、山东参议等。他还在张家渡象鼻岩创建白象书院。万历二十六年卒于鸿胪卿任上。王士性一生，游迹几遍全国，凡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并成著作。有《广志绎》《五岳游草》《广游志》等，今被辑成《王士性地理书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