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沙滩文化的特征和精神内涵

大家都知道，沙滩是一个地名，她位于贵州遵义的乐安江畔。在沙滩这个不大的地方，孕育出了著名的沙滩文化。

沙滩文化在清代就产生了，对当时以及后世的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特征和精神内涵是什么呢？今天笔者就来说一说，一家之言，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沙滩位于遵义市新蒲新区东北部，新舟镇南部，距遵义市约 40 公里，在新舟集镇（新舟场） 11 公里的乐安江畔，占地面积约2.5平方公里，现属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

沙滩早在宋、元之际便已开发，是播州杨氏领主（土司）杨应龙的弟弟杨兆龙的庄园，称为官庄。明代万历二十八年，发生平播战争，播州杨氏土司被明王朝剿灭，实现改土归流。黎朝邦的《官庄记》记有此事。

改土归流后，遵义县设13里130甲，沙滩属乐安里的三甲(一里设10甲)，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推行城乡地方自治，沙滩属东三区的三甲，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沙滩属东三上区之一甲。解放后沙滩为三区禹门乡下属的一个村，人民公社化以后，沙滩是新舟区禹门公社下辖的一个大队。

黎氏原籍四川广安，宋代就有族人作过官，出过诗人，与苏轼结为诗友；明代有族人点过“状元”，当过礼部尚书的高官，堪称“诗礼传家”的望族，改土归流后，其中有一小支迁来沙滩占籍承种，世代在此生息繁衍，以耕读为业，至今已近400年。

从那时起，沙滩便成为黎氏家族聚居地，现有近百户人家，房舍罗列，星罗棋布。居住的居民中，黎氏姓就占90%以上。村子座落乐安江畔，前带清流，后枕岗峦，房舍掩映着翠柏修篁，呈现出一派勃郁幽清气象。村前江中有个大沙洲，长约百丈，形似琵琶，因而被叫作琴洲，沙滩也由此得名。

沿江两岸，田畴沃野，眺望十里；山岗上杂树成荫，茶桑满山。村南约一里地有松柏蓊郁的龙盘山，山上有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禹门寺，巍峨的殿堂隐没在修柏古松的林嶂间，寺前绝崖数十丈，下临乐安江，潭深水碧，山影清波。与沙滩隔江相望的望山堂园林，林壑清幽，亭榭错列，遍植奇花异卉，四时纷红濹绿，花香四溢。附近还有锁江桥、石头山、栀冈、水牛山和青冈山等多处景点，风光秀丽，引得历代骚人墨客吟咏不绝。

在沙滩这块土质肥美、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景色秀丽而仅方圆几里的土地上，从明末至清末，文化沿袭三百余年，出了数十名举人、进士。

一、沙滩文化的渊源

在张其昀先生主编的《遵义新志》里，把黎恂在清代中叶施教之处的沙滩，列为遵义两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文化区，定为沙滩期文化。过去对沙滩文化的区间，皆以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黎氏第八代黎安理中举为始，至清末废科举为止，约130年时间，故史有“沾溉百余年午”的结论。

其实，沙滩的文化追溯起来有300余年，其文化氛围从沙滩第一代黎朝邦起便已形成，所以，沙滩文化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形成的过程。早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黎氏一世祖黎朝邦(四川广安州金刀里人)，随川路总兵刘铤平播入遵，次年改土归流时黎朝邦据沙滩，黎氏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黎朝邦是个读书人出身，他在沙滩以耕读为本，临死前对4个儿子留下遗嘱:“载月著犁锄，栉淋风露雨，嗟彼膝前人，相看默相依，诗书旧生涯，功名行潦水，呜呼金石言，世世宜循轨。”这个遗嘱体现了他耕读为本的思想，是黎氏必旺的重要因素，耕而丰衣足食，学不求做官，在于增知识、修品行、涵养乡风以固根本，故以后七代黎氏后人严守遗训，每代人人读书，且有以诗书入宦的人，在任清廉，两袖清风。

近200年间黎氏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虽无大的成就，但在沙滩形成了男耕女织，热爱学习的浓郁风气。可视为沙滩文化的润育阶段，亦可称为沙滩文化的前期。现将沙滩黎氏从第一世至第七世(嫡传)情况简介于下，便可得出以上结论。

第一代黎朝邦，明万历进士，明兵部侍郎梁应奇谓黎朝邦十岁出试童子，十四岁学使观其不凡，首选食廪饩，人劝入仕，辞曰:“龙兮为阳，秋而伏藏，其幽之浒，育之繁昌。平播之明年(明万历二十九年)乃迁播郡隐，治家之法于子孙之诗礼，文物(读与耕)四时课将之，仪节饶有古懦风焉。”

第二代（黎朝邦之四子）)为：长子黎怀仁，号静轩，以庠生从军，著有《程子注》、《易经注》二书;次子怀义，廪生;三子怀礼迁叫川大足罗井场;四子怀智，以功名任湖北黄冈知县，明亡后在禹门寺拜丈雪为师皈依佛门。

第三代(黎怀仁之三子)为：长子黎民忻，以道德文章鸣一时，“经提学使冯云骧荐于朝，膺宣德郎以六品职用，奉旨文行兼旌其庐，授广西庆远府河池同(州判)。次子民向，育养(抱养)民启俱儒。”

第四代(黎民忻之三子)，长子黎耀，次子黎炳，诏赠武功大夫加上卿内阁太子宾客，加封三代，曾祖为荣禄大夫，祖为资善大夫，父为中顺大夫;三子黎烈任大理府经历，继任川东道经历，著有《增删四书》、《解增补易注》，集学问故事地理秘决于诸稿。

第五代：天明；中秀，博学善射，有投笔请缨之志入武庠，继明任荣昌县令。

第六代(天明之三子)国柄、国桢、国士，前两人情况不详，其中国士为遵义府学贡生。

第七代：国柄子黎正训府庠生，长期任教。

第八代:正训子为黎安理、黎全理、黎上理，全理、上理无传，将沙滩文化推向高峰的是黎安理之后代。

以上从第一代至黎安理中举计179年，代代有子弟摄取功名，亦有著作传世，其文化一脉传承，连绵持久，蔚然成风，明晰清楚，故沙滩文化的历史，应上溯七代至第一世黎氏始祖朝邦，下到清末，总计300余年，才是沙滩文化历史的全过程，孔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沙滩于西南一隅，文化传承10余世，实属罕见，此为一种说法。

也有人考证认为，沙滩文化奠基人应该从黎恂算起。黎恂（1785—1863）字雪楼，一字迪九，晚号拙叟，为沙滩文化启蒙者黎安理的长子。安理幼遭磨难，半世困顿，医、ト、星、相无不涉历，雪楼幼年随父就读，安理对其期望甚殷，课读较严。雪楼从小就沉毅寡言，胸有大志。16岁补县学生员。嘉庆十五年（1810）中举人。十九年（1814）成进士，以知县用，分发浙江桐乡县。随后，在清代嘉道咸同之际，又涌现了以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数十名文人学者，泽润黔北，角逐中原，会盟吴楚，名噪中华，其著述达221种，2000余万言，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10多个领域，多方面的文化学术成就达到全国一流水平，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在《辞海》中有条目，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古典文学辞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清代艺术概论》等众多国家级工具书上，有沙滩文化和沙滩文人成就的记载，《清史稿》中有6人入传，《大英百科全书》亦有沙滩学者条目，沙滩文化成就曾名噪华夏文坛，蜚声海外。曾国藩、梁启超、张之洞、张裕钊、吴汝纶、翁同和、赵香宋，以及当代名家胡先骕、章士钊、缪钺、王驾吾、钱穆、钱仲联、钱钟书、白敦仁等诸多名家都对沙滩文化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徐世吕编的《晚晴移诗汇》收人了沙滩10余人的诗，且郑子尹一人多达30余首。

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校长竺可桢及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史地所所长张其昀等学人亲临沙滩考察，并在浙江大学主编的《遵义新志》中将沙滩定为全国知名文化区；著名文化名人丰子恺和李瑜、罗巴山等出于对文化的崇敬，专程游沙滩创作了《子午山纪游》。沙滩文化究竟怎样来计算，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管怎么说，沙滩这样一个小山村的文化成就和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故沙滩应名符其实地称为中华文化名村。

二、沙滩文化代表人物及历史

沙滩文化的前驱黎安理（1751——1819年），号静圃，乾隆举人，大半生从事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晚年曾作过山东长山知县，很有政声，著有《锄经堂诗文集》、《梦余笔谈》等。他的德操对子孙影响很深。

沙滩文化第二代传人是黎恂、黎恺两兄弟，文才过人，有“黎氏双璧”之誉。黎恂是嘉庆进士，出任浙江桐乡知县，设塾授徒，他把三万多卷图书陈列在锄经堂中，让门人乃族中子弟取阅，时加指点，为门人及子弟们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打下扎实基础。黎恂研读经史，治宋五子之学，著有《岭石斋诗文集》、《千字诗注》、《读史纪要》、《四书篡义》等。他是沙滩文化由萌芽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英国《大百科全书》录载其行迹。黎恺（1788——1842年）字子元，道光举人，任过印江县学训导，开州训导，著有《近溪山房诗钞》。

沙滩文化的第三代传人是黎兆勋、郑珍和莫友芝诸人，是他们把沙滩文化推向辉煌阶段。黎兆勋（1804——1864），字柏容，青少年时代与郑珍、莫友芝同窗艺砚，探讨学习，切磋诗艺，友谊深厚，通经史，尤嗜诗词。礼部尚书潘祖荫称他和郑珍、莫友芝三人为“黔之通人”，任过石阡府学权教授，开泰县教谕，湖北鹤峰州州判。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与江汉、吴越诗家交游，诗、词创作成就渐高，有《待雪堂诗钞》、《葑烟亭词钞》传世，为黔中一流词家，在全国诗坛也有名望。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少年时代就读于黎氏家塾，得大舅父黎恂精心指导，博览群书，精研宋学；又拜贵州学政程恩泽和遵义学府教授莫与俦为师，研习汉学，以“汇汉宋为一薮”为治学宗旨，融合宋代理学和汉代许（慎）郑（玄）之学。著述宏富，经学和文字学的成就很高，有许多独创性见解，学界推尊为汉学大师，有“西南巨儒”之美誉。中过举人，任过古州厅（今榕江县）学和荔波县学训导，主讲遵义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培养大批英才。黎氏门中兆祺、庶焘、庶昌诸昆仲，均出其门下。

莫友芝（1811——1871），独山人。其父是翰林院庶吉士，是他把乾嘉学派的汉学传到西南地区。莫友芝承家学，又师承雪楼先生，广交天下英儒硕彦，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是清代着名版本目录学家和书法家，着名诗人。终身从事教育，不鸣一官，晚年入曾国藩幕府。与郑珍齐名，有“西南两巨儒”之称。

沙滩的第四代传人有一大批，其中以黎庶昌最为突出。

黎庶昌（1837——1898年），字莼斋，从小就有大志，26岁时向皇帝上“万言书”，指陈时弊，力主改革。在曾国藩幕府供职多年。师从曾氏，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成为晚清着名散文家，曾任外交官，驻西欧四国达八年之久，又两度出任驻日本国公使。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拙尊图丛稿》、《西洋杂志》等。

黎庶昌之后，沙滩文化渐趋式微，其子侄辈中虽有不少人能诗善文，有成就者不太多，黎氏之学只汝谦、黎尹融较有名望。汝谦是光绪举人，两度赴日作神户、横滨领事馆；任过《时务报》编辑，著有《夷牢溪庐文集》、《诗钞》，并翻译《华盛顿传》。黎尹融是光绪进士，任过知县、知州等官，曾赴日本考察，有诗文传世。黎尹融之子黎渊、黎迈留学日本，分别获法学博士和理学硕士。黎渊在民国初年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政法学堂。郑氏之学后继承乏人，莫氏之子虽有莫友芝之子绳孙，祥其之子莫祁、莫堂继承，均留居江南，成就不甚高。

沙滩文化在此期间的代表人物是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前期为黎兆勋)三先生，其著述最为宏富，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辞海》中列有条目，《清史稿》有传，简述了他们的学术和文化成就。

三、沙滩文化的特征

其一、有教无类，献身教育的精神。沙滩的文人，几乎人人当过塾师、书院主讲，或任过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有的毕生以教育为职志，写了不少教育论著，黎安理、黎恂、郑珍、莫友芝是举世公认的教育家。

其二、热爱祖国、关怀桑梓的精神。沙滩的文化人有忧国忧民的好传统，有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中，有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郑珍不畏权势，用诗歌揭露各级官吏、豪绅、武将和兵弁搜括民脂民膏罪行。莫友芝流寓京师期间，正遇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他写了不少诗歌斥责投降派，哀悼京城沦陷，圆明园被焚毁，表现了“匹夫未敢忘忧国”的精神，黎庶昌为巩固祖国西北边防，请求亲自去西北边境考察，未得准许；他便搜集一些冒险家、旅行家的日记，整理成两个地理学专着，送交国家有关部门作用兵，通商的参考，甲午中日战争中，他捐输万两白银充作军饷。

四、沙滩文化的精神内涵

其一、逆境中成才的品格。逆境中成才，是沙滩地区人才堀起的普遍规律，是沙滩人所具有的高贵品格。清代中晚期的沙滩地区，由于远离中心城镇，加之交通落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僻处边隅的小山村。黎氏家族累代耕读于此，并未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有山的阻挡而短视，黎氏自从定居沙滩以后，努力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隐而不仕，常常以诗酒自娱，以棋琴相友。”通过在家设立私馆，教育家族子弟，“以走出沙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奋斗目标。”这种在逆境中成才的品格，是沙滩几代人人才辈出的不竭动力。

其二、生活中严格的家训。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依规矩不可能成就方圆。黎氏家族累世谨守儒家礼法和严格的家训，从儿童起就要接受诗的教育和礼的规范，黎恂注解的《千家诗》是必读的课本，黎安理的五世族祖黎怀仁曾训示家人：“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伺寮，在乡不可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正是在黎氏严格家训的启育下，经过数代人的生活实践和传统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为良好的情操与风尚。

其三、交往中兼容的品质。沙滩人善于吸取多方面的文化营养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以开发的精神适应知识的更新和时世的变化。正如黄万机先生在他的研究成果《沙滩文化志》中所指出：“郑珍绍继黎恂的宋学，又向程恩泽、莫与俦问汉学，向贺长龄问宋学，并把二者结合，拟汇汉宋于一炉。黎庶昌学古文于郑珍。又向曾国藩学桐城——湘乡派古文，并与散文名家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等交游，互相切磋，取人之长。在西欧任职期间，留心考察各国政俗民风、经济社会、交通地理、风土文物，获得丰富的生活实感，拓展了知识领域。对一些国家的议会民主及机器生产表示向往与倾慕。”

其四、学习中教育的重视。沙滩地域文化的迅速发展，重视教育和尊重图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根据记载，黎氏家族对子女的教育在妇女怀孕时就开始进行，怀孕妇女“必须根据各人文化修养的高低或研读经史，或品味诗文，或吟诗谱词、练字学画，或听人吟哦、谈古论今，参加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以丰富生活内容，调节生活节奏，增加生活情趣”，要求怀孕妇女“口不出恶言，耳不听恶声，杜绝一切暴戾淫污的影响，促进胎儿的健康孕育。”

其五、阅读中收藏的热爱。清代中期以后，私人藏书逐渐形成风气，沙滩黎恂的“锄经堂”、郑珍的“巢经巢”和莫友芝的“影山草堂”，构成了贵州的三大藏书家。郑珍之子郑知同在诗中写道：“我邦自昔罕聚书，但解买田遗孙子，独有锄经偕影山，参我旧巢同鼎峙。百车汇作三家村，四部醍醐备美酒。”根据记载，黎恂特别留心收藏图书，到京师会试期间，经常光顾琉璃厂、隆福寺一带的书市，观览购买图书，任桐乡知县后丁忧返里，购买图书数十箧运回沙滩，藏于“锄经堂”中，为当时学子治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郑珍40余年竭心收罗图书，特别是通过大量的抄录增加收藏，并对藏书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类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装几十个书箱，为贵州地方文献的收集做出了贡献。莫友芝在青年时代，即喜欢收藏书籍，每次上京应试，都留心搜求秘籍，经过长年累月的收藏，其藏书可与黎、郑两家相左右。郑、莫、黎三家藏书不仅为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培育了他们的后辈、亲友、学子，为沙滩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结论

总而言之，沙滩文化的丰富成果和高尚的人文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整理、研究，并加以继承、弘扬，近些年来，黔南成立了莫友芝研究会；遵义成立了沙滩文化研究促进会；省文史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及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等团体，先后举办过多次有关沙滩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早在1992年就在贵阳举办了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100多人，聚集一堂，交流研究成果，使沙滩文化的影响更加扩大。

黄万机先生曾写过《潜谈“沙滩文化”资源的评估与开发》和《沙滩文化概述》，书中有真知灼见，大家可以找来翻阅一下。总之：在明清时期沙滩出现了一些能人志士，他们思想比一般人先进，同时关心国家事务，忧国忧民，牺牲自我，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作者系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