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贵州百年故事│贵州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

为了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与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在《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推出系列特别节目《百名讲解员讲贵州百年故事》。

贵州省博物馆的6号展厅里，正举办着一场名为《百年征程 贵州故事》的文物文献展。贵州省博物馆的讲解员宋曼为我们讲述了这些红色文物背后，贵州为中国革命所做出重要贡献的故事。

上个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贵州的有志儿女们走出大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全国革命之中，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叱咤风云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们身上所彰显的如贵州山水般的浑然气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永恒的光辉。

邓恩铭，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的一个水族农家。小学毕业时，其远在山东任职的堂叔决定资助他，16岁的邓恩铭由此来到济南，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继续求学。之后受到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山东党组织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者，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青岛市委书记等职。

邓恩铭生前曾三度入狱。1925年11月，邓恩铭在济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后因在狱中染上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又投入革命活动。1926年邓恩铭再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仍旧不改初心，继续投身于革命活动中。1928年，因叛徒出卖，导致他第三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毫不畏惧，发动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使7名同志先后脱险，而他自己因为身体病弱，未能逃脱，被投入死牢。1931年4月5日，邓恩铭被国民党枪杀于济南市纬八路刑场。

本次展出的是邓恩铭的一封家书。2021年是邓恩铭烈士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邓恩铭烈士的家乡儿女，更应革命胜利不忘本，吃水当记掘泉人。

王若飞（1896-1946）原名运生，字继仁，贵州省安顺县（今安顺市西秀区）人。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45年8月，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协助周恩来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1946年4月8日，同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乘飞机回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2009年被中宣部评选为"10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本次展出的二级文物——王若飞在达德学校时亲手批改的小学课本，是他的学生刘焕立先生捐赠的。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这样一件长征时期的文物——《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布告是用贵州白皮纸石印而成，纵50.5厘米、横69厘米。标题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落款“公元一九三五年一月”，署名“代主任李富春”，年款上加盖有朱文圆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为馆藏一级文物。

布告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二部分是红军对工人、农民、少数民族、白军士兵及商人分别作出的政策承诺；第三部分是宣布红军的性质、纪律与任务；最后一个部分是向工农群众发出号召，希望大家一起来实行共产党的主张。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布告》的落款时间及内容可以看出，此布告为1935年1月，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印制的，是红军长征途中向广大群众发布的重要文告之一。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要地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举世闻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率领的部队途经关岭县板袍村时，将布告张贴于此。当地的布依族老人杨登奉，深深地受到了布告内容的启发和教育。在红军走后，老人将布告撕下，收藏起来。同村地主王云波知道此事后，曾威胁老人交出布告，老人冒着生命威胁，将此布告从床头移到柜缝里，后仍不放心，用油纸将其包好，藏在屋顶瓦沟里，才得以安全保存下来。

解放后，杨登奉老人见到布告所说的一切都实现了，为了表示对红军的怀念，对共产党的感谢，将此布告捐给了关岭县人民政府。1954年，关岭县人民政府将这件布告拨交给贵州省博物馆。

该布告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宣传政治主张和方针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布告的流传经历可以看出，一个政党只有始终依靠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红军买猪条（一级文物），构皮纸，纵高17.1厘米，横宽12.6厘米。墨笔书写，7行。

全文为: “收到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国票壹拾伍元正，每张即付银币壹元。我军走后，转来在（再）用。此致。连长陈树容。公元一九三五年阳历二月二十号。”

1935年2月，红一方面军的一个连队在遵义凉水乡民正村宿营，杀了农民赵金和家一头肥猪改善生活。按照当地时价，应付给银币15元，但是部队没有银币，遂折合如数的苏维埃币付讫。这是买卖双方临时商定的兑换办法，恐空口无凭，便书写此字条为据，声明“我军走后，转来在（再）用”。赵金和坚信红军走后，还会“再来”，坚信红军战士的诚实不欺，小心地将字条保存在一个小木匣子里。1952年，赵金和的儿子赵玉林持乡政府介绍信及苏维埃币，在遵义桃溪寺办事处兑取了相应数量的人民币。

红军送给李祖德的瓷茶壶（一级文物）

1934年底，红一方面军占领遵义南白镇，遇到李祖德。李祖德主动给红军介绍了当地的情况，并给红军带路，红军临走时送给李祖德两把瓷茶壶。李祖德把瓷茶壶埋在自家菜园里，遗憾的是一把被挖破，剩下的这把一直保存至今。

解放后，李祖德特别编了一首《红军送我一把壶》的花灯曲，四处传唱。花灯曲内容：红军送我一把壶，喝起水来当吃肉。穷人喝了壶中水，千年穷根要拔出。

1958年，李祖德将茶壶捐给贵州省博物馆。 

贵州省工委文件《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纲领》 （一级文物）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署名“省工委”的正式文件。时间为1937年12月20日。封面印有“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字样。

内容分“公开工作”、“秘密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三部分。落款“省工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贵州省工委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尽量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此背景下，省工委制定了这份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如何公开打入社会群团组织，而又秘密贯彻党的路线，从而保证“党应起领导作用”的政策和方法。正确处理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党的组织。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贵阳的军旗

军旗高1.25米,宽1.46米, 质地为红绸，军旗左上方为米黄色五角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右侧为米黄色“八一”二字，代表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1日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的时间，旗面左边为白色旗杆套，另外有红色丝线流苏一对，挂于旗杆顶部。图案寓意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南昌起义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进入贵阳的时候，解放军战士肩上扛的就是这面军旗。代表着贵州的省会城市——贵阳正式迎来了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在贵州反动统治的结束，标志着贵州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59年，贵州省军区拨交给贵州省博物馆。

本文所有图片均由贵州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