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文化随笔征文大赛作品选登】龙城走出张之洞

 黔西南南盘江左岸的安龙县，因充当过风雨飘摇的南明小朝廷四年的皇城，而得此名，并誉为“龙城”。来到安龙，漫游招堤、十里荷塘、南明历史博物馆、兴义府试院遗址，拜谒明十八先生墓……在我不断为这里的秀美山川啧啧称奇，为这里的人杰地灵感叹唏嘘之时，脑海里总是跃动着一位历史先贤的影子。他就是从这里走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张之洞。

安龙招堤

县城东北有座高大的石牌坊，上刻“招堤”二字。从这里可见三面翠峰环峙，一面紧傍城厢，一堤横亘其间。石堤西边是一波绿水，东边是十里荷塘，芰荷盛放飘香，曲桥倒影摇曳。沿脚下古老石堤向北走去，堤边垂柳依依，清风送爽。尽头那座小小的山头上，绿树丛托举着一座金碧辉煌的阁楼，颇像古塔。

山脚下有一招公堤记碑，记载着清康熙年间，兴义府游击招国遴倡议集资修堤，分隔湖水，结束了陂塘海子水患的史迹。碑后小山叫金星山，山上花木扶疏，掩映着历代修建的亭台楼阁，显得古朴幽雅。我想，这山上一定密布着张公少年时的足迹，亭阁内一定藏有他少年时的故事。

张公虽未出生于安龙，但他恰恰是从安龙这块土地上成长并走出去的。一条长长的脐带样的山路，把安龙与外界相连，也把张公与安龙这一母体连结起来。他四岁起便随父亲在安龙生活，从小喝的盘江水，吃的安龙粮，在这块土地上吮吸知识的乳汁，陶醉于清新的荷香，感受淳厚的乡情，体察民间的疾苦，从而扩展了他的文化视野，造就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苦读十余年，他从这山沟沟里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出了广阔前程：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

金星山顶上那个阁楼叫涵虚阁，为三层六角三重飞檐造型，琉璃筒瓦盖顶，阁内迎面是一尊张之洞父子塑像。少年张之洞在伏案书写，父亲张锳站在背后，右手托腮，仔细端详，微露笑容。张之洞的成长其父亲对他影响很大。张锳为官30余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当年在安龙当知府时，经常在夜里派差役挑着桐油篓巡城，见有读书人挑灯夜读时，便将读书人的灯盏加满油，由此产生了一个常用词“加油”。

从涵虚阁东转而下，便是半山亭。半山亭坐西向东，因位于金星山的半山腰，西侧依附于涵虚阁东侧照壁墙面，使亭子呈半亭状态，故名半山亭，亭内镌刻着《半山亭记》。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兴义知府张锳所倡建的招堤半山亭竣工时，他在此大宴宾朋、著文纪事。其年仅11岁的爱子张之洞，即席作《半山亭记》，近800字一气吟成，震惊四座。“万山辐凑，一水环濴，雉堞云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翠，烟柳迷青，秋水澄空，虹桥倒影者，招堤也……”《半山亭记》文采洒脱，笔调秀逸，流畅练达，写尽招堤四时之景，文意绘景蕴政系民。文中竟有“德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人和则政多暇”的识见，有“与民同乐”的人本情怀。品读《半山亭记》，让人不能不感叹，他日后的成就绝非偶然！

下山来到山脚西侧的小广场上，在一片苍松翠柏簇拥中，一座高大的张之洞铸铜塑像巍然挺立。张公头着顶戴，身披官服，手握书卷，长须垂胸，目视前方，面容凝重，不觉让人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安龙金星山下张之洞雕像

张公塑像后面是张之洞纪念馆，一幢面阔三楹的仿明清建筑。馆内有两块石刻引人注目，一块是毛泽东的题词：“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另一块是孙中山的题词：“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张之洞。”这是两位伟人对张公在引入西方科学、开辟中国工业革命中，所起作用给予的充分肯定和历史定位。馆中陈设集中反映了张公的生平纪事，其中，“张之洞法书”“张之洞百字文”“张之洞家书”“张之洞‘打虎’奏折”等分列四壁。他的书法笔力遒劲，自然丰润，俊迈豪放。一份“打虎”奏折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兼署理两江总督时，在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八日（1895年8月27日）给皇帝的奏折：江西巡抚德馨利欲熏心，宴乐成癖，已经查明，报请问责。在他任巡抚、总督、军机大臣期间，多次上奏这样的折子给皇帝，充分体现出张公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和能言敢谏的性格。

张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清王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日趋衰败，气数将尽。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那个曾经威服四海的天朝上国，更变得满目疮痍，进入了社会变革的前夜。

回想当年，张公不愧是“救国精英”。他是“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个首领，他在武汉大办实业，拓展城市，大搞市政建设，促进了武汉的迅速崛起，让武汉成为中国内陆最大商业中心，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制造工业中心，揭开了近代化的序幕。因此，他被称为“武汉城市之父”。他创办的汉阳铁厂，是亚洲第一家集开矿、采煤、冶炼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东半球首屈一指的钢铁基地”，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因此，又他被称为“中国钢铁工业之父”。他提出并力主修建了1200多公里的芦汉铁路（后改名京汉铁路），成为我国腹地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他又被称为“铁路主办元勋”。他反对沙俄侵略新疆，并起用冯子材，赢得了中法之战的镇南关大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他一度支持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曾是他的座上宾，杨锐、杨深秀是他的弟子，谭嗣同、黄遵宪受过他的举荐奖掖。近来发现的史料《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证明，他还劝过慈禧速立宪政。当然，在他认清了康梁变法根本无法成功之后，便选择了明哲保身，立即和维新派撇清关系。对于这一点，也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古人。

1909年，张公这位清朝的最后柱臣，曾和摄政王载沣有过关于一项任命的谈话。张公认为“舆情不洽”，怕因此而“激出变故”。没想到载沣却毫不在乎地表示：“有兵在，不怕！”张公听此轻率之言大惊失色，认为当国者明知变故将起，却只想着以军队弹压，岂不是自绝于民，实乃亡国之言，当即口吐鲜血，病倒不起。张公辞世两年后，清朝覆亡。

当然，张公救不了信奉“有兵在，不怕”的晚清政权。客观上，他还为加速晚清灭亡助了一把力，有人把他称为“辛亥革命不自觉的酿造师”。张公用官费资送3000名湖广留日生，此中半数成为革命党骨干。他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也为革命党准备了充足的武器，也正是他仿德国兵制练成的“湖北新军”，打响了反对封建帝制的第一枪，所以“辛亥革命”又称为“湖北新军起义”。

作为政坛大腕之外，张公还是学界巨擘，中国现代教育的鼻祖。1898年，他在著名的《劝学篇》中，以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后演化成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之说，竟然同时得到帝、后两派的赞赏。他重西学办洋务，认为“非效西法图强无以保中国”，并成为他后半生几乎全部的心血和事业。他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讲道：“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他在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工艺学堂（今武汉科技大学前身）等。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等。

张之洞堪称一代廉臣，不染于晚清腐败官场。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社会现实中，他这个总督居然成了当铺常客。因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艰难，窘时“夫人典衣为置酒”。他谢世后的葬礼靠朝廷赏银、门人同僚奠仪才得以顺利举行。总督每年的薪俸一万多两银子，在当时是高收入了，但他的开支也大。他的幕僚是自己出钱养；各地发生灾荒，他捐钱；他曾捐款，在安龙建了一座小学堂；他还捐出慈禧赏银5000两，廉俸1.2万两在老家南皮办新式学校，题名为慈恩学堂（今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他出任两广总督时，依例可得太平关、海关等处馈银20万两，这并非贿赂，而是惯例。他问明缘由，然后悉数充公，分文不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出任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时，一位道员为某富商私献白银20万两给他祝寿，借机请求在海州开矿。他闻之大怒，断然拒绝了富商的寿礼和要求，并弹劾罢免了这位道员。张公在遗嘱中称自己：“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在中国历代官场上，像张公这样的清官，该是多么的稀缺与难得！

在我即将离开这里时，我又一次站在张公塑像前，向他投去崇敬的目光。历史充分证明，无论古今，改革始终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张之洞关怀民生、关注国家的富强和发展，尽力助推历史车轮前进。他是清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

作者介绍：

孙喜伦，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安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等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散文选刊》《绿叶》《北方文学》《岁月》《北极光》《中国环境报》《黑龙江日报》等报刊。出版散文集《寻梦之旅》《触摸沧桑》《蒙尘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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