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化丨同为黔中方言，贵阳话与安顺话之间究竟藏着多少文化密码？
我在安顺长大，小时候常去贵阳走亲戚。当时懵懂地感觉，跟安顺人说话“味儿”不大一样，尤其是贵阳的年轻女性，“好完家嘞”这类的口头禅常给人很嗲的感觉。其实，贵阳话和安顺话（这里均指城区方言）同属于西南官话川黔片黔中小片，语音系统基本没有差异，词汇语法的一致性也非常高。但是，本地人有时还是能从只言片语中一下子将两种方言区分开来，这是因为二者的听感差异明显。
（贵阳方言：不得三下两下，哪个敢在金沙坡卖褂褂。大意为：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
（安顺方言：一颗豆子圆又圆，推成豆腐卖成钱。人人说我生意小，小小生意赚大钱。）
川黔片是最典型的西南官话，音系简单，四声调值较为一致，就贵阳、安顺两地来说，不分鼻音和边音，没有卷舌音声母，古精组（逢今洪音韵母）与知庄章组字合流。简单来说，就是普通话读为平舌音和卷舌音声母的字，在今贵阳、安顺两地方言中一律都读为平舌音。例如：“租”和“朱”同音，“才”和“柴”同音，“思”和“诗”同音。没有enɡ、inɡ韵，“深”和“声”同音，“因”和“英”同音。两个方言都基本上没有连读变调，只有一些口语高频词，后字变读为阴平，例如：樱桃、葡萄、眉毛、肚脐、衣裳、姑娘等。
贵阳话和安顺话的听感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声调调值的细微差异。贵阳话四声调值分别是45、21、42和13，安顺话四个声调的调值略有差异，分别是44、31、53和13。调值的细微差异是两个方言听感差异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新派贵阳话有稳定的撮口呼韵母，安顺话老派是完全没有撮口呼韵母的，新派撮口呼韵母也十分不稳定。例如，新派贵阳话“鱼”和“移”、“举”和“几”、“趣”和“气”、“军”和“今”、“云”和“银”、“选”和“显”已经不同音了，但安顺话这些字都是同音的，没有撮口呼韵母。这表明虽安顺话和贵阳话韵母演变的趋势是相同的，但是演变的速度有差异。
第三，个别口语高频词贵阳话和安顺话读音有差异。最典型的就是“是”“不”和“去”的读音。在贵阳话中，“是”读去声，“不”读阳平，没有变调。“去”的声母是k，韵母是开口呼e，声调是去声。在安顺话中，“是”读阴平调，“不”除了在阴平字前变调读同阳平外，其余都读阴平。“去”的声母是q，韵母是齐齿呼i，声调是阴平。“一”在安顺话中单念是阳平，在语流中读成去声，贵阳话则都读为阳平，不变调。高频词的读音差异也是造成两个方言听感差异的重要原因。
除了语音上的差异之外，贵阳话和安顺话在词汇上也有一些区别。最典型的就是，贵阳人可以称自己的父亲为“老者”，当然这是背称，当面一般不这样称呼。在安顺，“老者”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对自己丈夫的背称，这是方言词汇差异中的“同名异实”现象。西红柿，贵阳话称为“毛辣角”，安顺话则称之为“柿饼茄”，这是方言词汇差异中的“异名同实”的现象。当然，还有一些多义词义项多寡的差异和词语搭配的差异。
贵阳话和安顺话的高度一致性源于其历史文化背景的相同和地理位置上的相邻，但其听感差异较大则可以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去解释。直到元朝时期，贵阳、安顺的主体民族仍是少数民族，但是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中央在顺元城（今贵阳）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大兴驿道，广开交通，传播中原文化，加强了对贵州的管辖。明代施行卫所屯田制度，贵州由于“襟川带粤，枕楚距滇”，是西南的军事重地，卫所屯堡十分密集，为西南各省之冠。当时进出云南，必经贵州，贵阳和安顺都处于这由湖南经贵州到达云南的驿道上，大量的军籍移民汇聚至此。到了清代，裁撤卫、所，屯田制度逐渐废弛，同时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贵州土地荒芜现象严重。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了许多奖励垦荒的措施。江西、四川等地的移民大规模地涌入贵阳、安顺一带，深入到农村，与苗族、布依族形成了杂居的态势。这是贵阳、安顺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安顺一带处于明代战略高地和征南战争大本营，同时又是贵州中部商品集散的“旱码头”，是贸易繁荣的“中转站”，屯堡村寨尤为密集，有200多个，屯堡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安顺话与贵阳话的诸多差异，恰恰是与屯堡话的相似之处。
明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明朝时期来到贵阳的移民以四川、湖南、江西、湖北四省最多，也有来自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的。安顺屯堡村寨，是明代平坝卫安营扎寨之地，平坝卫的军人及家属多来自明代的南直隶区域，也即今天的江苏、安徽，也有河南的一些州县。安顺城区的方言长期受到周边屯堡话的影响，而与贵阳话有所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