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盘州第一位进士，安边恤民的蒋宗鲁

嘉靖八年（1529）和十二年（1533），鉴于贵州文教落后，不能举办乡试等原因，给事中田秋（贵州思南人）及贵州巡按御史王杏相继上奏朝廷，请求独立开闱乡试。嘉靖十四年（1535）经朝廷批准，贵州从云南分闱开科。两年后，乡试首次在贵阳举行。贵州普安（今盘州市）士人蒋宗鲁（字道父）参加该科乡试，共录取举人二十五名，蒋宗鲁名列其中。次年，蒋宗鲁再试文场，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从左往右依次是：《嘉靖元年云贵乡试录》《嘉靖十六年贵州乡试录》《嘉靖四十年贵州乡试录》，分别录有蒋庭璧、蒋宗鲁、蒋思孝和蒋思忠的乡试信息。（图片来源：《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与《明代登科录汇编》）

蒋宗鲁最早在河南浚县任知县。上任之后，针对治地豪强横行无忌、违法乱纪的行径大加抑制，并根据田地的多寡摊派徭役，尽量做到公平合理，使其信服。之后，在迁户部主事，监管昌平军需仓储期间，他珍惜民脂民膏，爱护国家财产，其清廉自守的官风，得到同僚、下属的好评。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浚州广场的蒋宗鲁雕像（图片来源：网络）

蒋宗鲁在四川任职期间，为彻底消除都江堰“淘筑之失宜”所造成的隐患，向巡抚“具事以请”。得到批复后，随即与都江堰水利按察司副使实地考察，“度地势，寻求故址，得堰之最要者九，欲尽甃（zhòu）之以石。其堰当急流之冲，则石在外，再护之以铁”。遗憾的是，蒋宗鲁的建议最终因所费较大而未能实施，但其忧国忧民的心迹得到了百姓的好评。

嘉靖二十八年（1549），云南沅江府土舍（土司属官）那鉴为争夺权力，杀死知府那宪举兵反明。之后，其势不可挡，攻劫州县，威胁到云南的政局。次年，明军分五路进剿，那鉴见官军来势凶猛，难以抵抗，便伪装请降。时左布政使徐樾押解饷银到军营，得知情况后毅然前往受降，结果被骗受害。之后，明军多次进剿均被那鉴所败。

嘉靖三十一年（1552），蒋宗鲁出任云南临沅兵部副使，随新任巡抚鲍象贤前去平叛。明军七万人分兵进剿，蒋宗鲁率部首先攻入。那鉴见明军势大，知无力回天，便服毒自杀。

由于平乱有功，蒋宗鲁升任河南按察使。在河南任上，他惩治暴虐官员，关民众疾苦，因此口碑甚好。由于治绩显著，蒋宗鲁调任河南右布政使。

嘉靖三十九年（1560），蒋宗鲁升任副都御使，巡抚云南。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理川、滇、黔交界的一桩民族大案。

案情如下：东川土目阿得革阴谋夺取土知府禄位和官职，焚烧府城后逃到武定，结果被土官所杀。其子阿堂，野心勃勃，暗中贿赂结交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土官，唆使其入东川，以扩充其实力。之后，阿堂因位母土司安氏夺其印、就与贵州宣慰使安万铨、云南沾益土官安九鼎及罗雄土官相互仇杀，给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民众带来了不安与恐慌。对此，位母和安万铨将阿堂告到了中央，朝廷于是责令云、贵、川三省巡抚共同调查，然后再审理这个案子。阿堂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不会就此而干休，他一面对调查的结果表示服罪，一面仍然占着官印，仇杀如故。

云南巡抚游居敬对阿堂阳奉阴违的行径十分恼怒，于是上奏朝廷，待批准后调集大军五万人进剿。由于军费庞大，游居敬便巧立名目，赋敛百出，向百姓大肆搜刮，从而引起民众的恐慌。为此，巡按王大任担忧会激起民变，难以收拾乱局便以游居敬“违旨轻动，恐生外患”之罪上奏朝廷。朝廷无奈，只好下令法办游居敬，而以蒋宗鲁代之。

蒋宗鲁接任后，首先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把罪魁祸首阿堂作为抓捕目标。他分析情势后，亲率大军分兵进剿。阿堂见官军来势凶猛，深感不妙，于是不敢争锋，慌忙逃到深山密林中躲藏。蒋宗鲁了解对方狡诈多疑，一面下令撤回各路官军，以此麻痹阿堂；一面以土兵引诱阿堂走出山林。野马川一役，蒋宗鲁设奇用伏，重创阿堂主力。阿堂脱逃后，蒋宗鲁又授计土兵营长阿易，暗中拉拢阿堂的心腹阿济等人，最终将其掩杀，并擒获其子阿哲。这样一来，一场旷日持久的叛乱，就在蒋宗鲁的策动指挥下很快地平定了。

事后，蒋宗鲁还向朝廷反映云南一些官吏“纵盗茸（索）贿”的不法行为，使这些贪墨之辈受到了惩处。由于蒋宗鲁勤于职守，“严毅精察”，致使云南“吏治一清”。

云南大理卫太和县点苍山，出产上好的纹石（大理石），由于纹饰美丽，质地优良，可作屏风赏玩，于是文人雅士视为宝物，争相购之。时朝廷大兴宫室，为取媚明世宗，严嵩下令到大理开采纹石，规格必须合符：见方七尺、六尺的各五块；见方五尺的十块；见方四尺、三尺的各十五块，并限期运往北京。

作为云南的最高行政长官，蒋宗鲁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不管百姓死活，竭尽全力完成朝廷的任务，讨皇帝的欢心，得一个升官晋级的封赏；一是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心系百姓，以关心民生的幸福为福祉，对危及他们利益的任何弊政予以革除。即令不能革除，也要想法将他们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经过仔细的调查和反复的深思，蒋宗鲁痛感这种扰民累民的贡物不仅劳民伤财，不得人心，而且招致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感和反抗，造成了又一不安定因素。

有感于斯，蒋宗鲁向朝廷上《奏罢石屏疏》。在奏疏中，他谈到人民的苦楚和艰难，曰“况值上年兵荒，民遭饥窘，流离困苦，实不堪命”；谈到过去因采石运石而压伤人众，以及采取大屏石时十分艰难，不仅“石料难寻，即令找到，且产于万丈悬崖，难于措手；纵使采获，势难扛运”，兼之云南距离京城“万有余里，峻岭陡箐，石嶝穿云，盘旋崎岖，百步九折。竖抬则石高而人低，横抬则路窄而石大，虽有良策，委无所施”。因此，他恳请朝廷“量减数目、尺寸”，“以苏民艰”。在奏疏的最后，蒋宗鲁表明，这“实出于军民迫切之至情”，自己若非“万不得已”，不敢“冒罪上闻”。

最终，嘉靖皇帝废止了这项不得人心的朝令。蒋宗鲁深知严嵩内心邪恶，对此事不会善罢甘休，当然不会放过他，自己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便辞官引退，终老林泉。

蒋宗鲁擅文工诗，公务之余，著有《治浚款议疏草》《齐梁监税录》《牧政事宜》《诗文集》《嘉靖普安县志·序》等。

清代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把蒋宗鲁与贵州文教先行者尹珍、理学名臣孙应鳌和明神宗时任太子宫詹王祚远（盘州人）并列。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对盘州及其著名人物有如是之言：“是城文运，为贵竹（贵州）之首。前有蒋都宪（蒋宗鲁），今有王宫詹（王祚远），非他卫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