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贵州》丨顾久：“小传统”大价值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把城市、精英的文化称为“大传统”，而把乡村、大众的文化称为“小传统”。他认为前者往往备受关注，而后者则被淡化乃至淹没。比如当今说到“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人常联想到儒家；说到“国学”，就指向汉文记载的高文典则，等等。

其实，大、小传统之别很晚。人类因为能双脚直立，手持石器，已有200多万年的历史：那时的人尚处于“小群体文化”，生活很艰难，但也自然、真朴、亲情，没有过多物欲，没有压迫与屈辱，当然没有大、小传统之别。

一万多年前，地球转暖，冰雪消融，人们才开始农耕。农业产出丰裕，人口增多，渐渐有了陌生人聚居的城市、阶级、祭坛、文字等人类文明形态。新的文明在促进生产力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人的依附性”（马克思语）——精英与底层、法律与自由、文人与文盲、强制与屈从……统治者与新兴的掌握文字的知识人士，共同用权威的强制、暴力和神圣的概念、仪式，来固化种种秩序，使广大民众心安（生物性的情绪）理得（概念性的道理）于各自谋生、组织、心灵的大秩序系统之中。600多年前，西方人率先进入工业文明，一方面，物质文明奔腾喧嚣、神力无比；另一方面，人们又堕入“物的依赖性”（马克思语）——对物质、金钱、科技等的依赖。标准化、效率化、物欲化、功利化等，便也如影相随。这与人类长期在原初时代所形成的神经回路、心理习惯、行为模式很是不同，使发展中的人满足着种种物质享受时，也体验了种种不适应的心灵冲突。

于是，孔夫子就憧憬原初“大同”的景象；海德格尔则悲叹“沉沦”而向往“本真”和“诗意地栖居”；就连马克思，其心底的共产主义，似乎也是在更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上的人类童年社会的回归。比如，恩格斯激情地批判新文明社会的弊端：“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更显出童真，向往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人们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所言打猎、捕鱼、畜牧等，显然不是大工业时代的生活样式，而是人类童年的营生之道。

我接触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大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文人贤达、经史子集、诗书画印等，像阳光雨露，自上而下地教化着小传统，主导着整个群体。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我更认同：小传统所体现的春耕夏锄、衣食住行、节日礼俗等，如大地土壤，自下而上地承载起大传统的存在。两者相依相济，才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然而，当大传统脱离了小传统“大地和土壤”的智慧，抽象为令人费解的概念，或者单向地刺激财富增长的欲望时，山野中那些延续了千万年、默默无闻、朴朴素素的生存之道，可能更具有指向未来的价值。

贵州这片土地，因为几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变成交通阻隔的山地，农业、工业经济发展不畅，曾使贵州人感到过自卑。但是，正是这片大山，像母亲一样，呵护了原初的多元的子女，较好地保存了人类童年时代那些小群体生存的本真样态。不单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采，就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或许都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马克思曾经赞美古希腊文明：“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为什麽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因此，贵州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作为“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就具有童年般的永久魅力，对现代文明的负面进行不断地纠偏。

唐亚平女士长期以来，醉心于本真而诗意的生活，从而对贵州传统村落的文化倾注心血、持之以恒，成果多多，最近又推出“记忆贵州”的栏目。

特用以上文字，为该栏目和唐女士点赞并祝贺开播！（作者：顾久）

2019年12月21日起
每周六20点40分
在贵州广播电视台科教健康频道
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栏目《记忆贵州》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