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贵州丨沈宗瀚一片“农”情系贵州

沈宗瀚（1895—1980年），浙江余姚人，民国时期著名农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入读美国乔治亚大学农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并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教授、农艺系主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简称“中农所”）总技师、副所长、所长等。

沈宗瀚

沈宗瀚毕生从事农学，贡献殊多，著述颇丰，撰有《中国农业资源》《中国各省小麦之适应区域》等。1990年12月，时任中国农学会会长卢良恕在“沈宗瀚先生农业学术研讨会”上，称沈宗瀚“一生为科技兴农辛勤努力，成绩卓著”。

抗战初期，沈宗瀚在中农所任职，兼任有关战事的农业工作。1937年12月，沈宗瀚奉命协助贵州改进农业。1938年2月，继转陪都重庆设计农业增产计划。虽然在贵州的时间不长，但沈宗瀚与贵州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7年11月，因前方战事逐渐不利，沈宗瀚奉命西迁。不久，国民政府委任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是个实业家，做过实业部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曾是沈宗瀚的上司。因为对沈宗瀚十分了解，上任伊始，吴鼎昌就电约沈宗瀚到贵州协助改进农业。此前，沈宗瀚专注小麦改良，工作区域限于华北。如今，工作区域转向西南。为此，他受命之后即特别留心贵州的农业情况。一进贵州，他就开始考察黔境农情，并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一记录在册。

1938年1月3日，沈宗瀚坐汽车自镇远到马场坪，见“沿途坡地种麦占四分之三，馀（余）为豌豆蚕豆，稻田多蓄水”。1月4日，是个阴天，沈宗瀚坐汽车自马场坪到贵阳，沿途所见与昨日大致相同，但“在贵州境内尚未见一池塘，只见稻田蓄水而己”。在马场坪旅店时，他对当地的玉米格外留意，“见其所留玉米数十穗供种子用，穗长七市寸许，圆径一市寸许，粒子饱满，其间五十穗为黄色，二穗为紫色”。

1月10日，沈宗瀚参观了省立农场，只见“试验零星，种类甚多，像杂货店，而无一可以推广于农民，惟种植四十余县小麦品种，颇有观察价值”。1月11日，沈宗瀚同农场场长等人视察了城外茶亭学田及附近农田状况，发现“贵州上等稻田无水旱之虞，由于腊月先耕一二次，灌水至土面，腊月冬寒结冰，使土块细碎，稻根野草可以腐烂并杀螟虫，次年稻作决可丰收”，只是“因稻田肥料不足，春雨不甚可靠”，但“借此可增地力并及时插秧也”。

1月12日，沈宗瀚一行又搭公路局汽车赴安顺调查农业。贵州平原甚少，安顺为大平原，是一个重要农产区域。到了安顺后，沈宗瀚到市场调查粮食及制豆粉面与麦粉面工场，与熟悉农情的老农交流作物栽培及品种，听取县府人员介绍粮食运销情形等。

除了自己调查研究，沈宗瀚还四处搜集有关贵州农业的资料。1938年1月2日，因汽车需要修理，沈宗瀚借停留镇远的间隙仔细阅读了张履鸾的《贵州农村合作事业报告》。沈宗瀚认为，贵州在崇山峻岭之中，运输十分困难，廉价农产品不能输出，故建设黔桂、川黔铁路最为切要。同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山上宜多造林，供给铁路枕木，山脚种植油桐油茶，榨油输出。养猪制腿，培养银耳香菌，亦可输出。南部与东南平原，可试植棉花。”

对于报告中提到的提倡垦荒，沈宗瀚不以为然，“然所垦山坡，斜度多在四十至五十度之间，土壤易被冲刷，故不宜垦植，应改为造林”。此外，沈宗瀚结合所见，记下想法：“昨日沿途小麦颇多，点播条播而不开畦，不利排水。土层薄宜多施肥，应养猪以供给肥料。小麦前作多为玉米，然其茎甚细，可断其产量不多，故改良品种，多施肥料，甚为重要。”

到了贵阳以后，沈宗瀚又听取了雷力田、任承宪、陆年青等人关于贵州农业的调查结果。3个月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人到湖南、贵州、云南调查交通运输、水利建设、农业救济等情况，调查正是由沈宗瀚主持设计。眼下调查行将结束，报告正好可供参考。此外，金陵大学毕业学生有近二十人在黔。沈宗瀚通过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贵州农业情形。

尤其可贵的是，除了搜集当下的资料，沈宗瀚还抽空查阅记载贵州农情的古籍。在安顺期间，他连夜阅览了《安顺府志》，其中有一位清代官员的条陈：“安顺荒地颇多，垦荒五年赔，五年后亦仅可糊口，工本尚难取还，如科正粮，则垦荒之事止矣。”沈宗瀚读罢，认为很是在理。后来，他总结道：“我觉（得）研究一个新区域的农业，调查观察现况，并阅他人的报告，固极重要，然此多为现代知识，府志县志可以给我们一地区的历史经验，亦属可贵。”

吴鼎昌出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后，根据贵州自身的优势及条件，以及结合自己经验和抗战需要，提出了“革新本省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力量”的施政方针。这个施政方针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贵州在抗战中重视农业、促进生产，全省耕地面积和主要粮食产量都呈逐年递增趋势，为保障后方人民的生产生活，提振前方抗战将士士气从而支持持久抗战做了重要贡献。

作为对吴鼎昌的回应，沈宗瀚日以继夜，一心放在制定贵州农业改良计划上。起初，由于人手有限，沈宗瀚拟草稿、译电码、发电报、报收据，整日繁忙。他不禁向妻子自嘲：“组长、秘书、书记、工差一人当，应领四份薪金。”当时妻子有孕在身，还要料理家事，根本无法帮忙。好在不久后，有雷力田、任承宪等人相助，工作才有所减轻。

1938年1月10日，沈宗瀚、雷力田、任承宪、陆年青等四人具名，将贵州农业改良计划提交到了贵州省府。该计划以“选办轻而易举又效宏之事业并奠定农业改进之基础”为宗旨，提出了诸多改良办法，如关于农政及农业经济，“一年内完成土地陈报以清地权而增田赋，可补鸦片特税之缺额”“划定农林土地之利用界限，以免急坡垦殖之土壤冲刷及平地造林之不经济”“举办农田水利如筑闸掘池及开浚水源以减水旱之灾”“确定佃租最高额，使佃农有利可图而勤耕种”“普设合作金库以限制土豪之高利贷”“恢复熟荒，暂定十年升科”“严禁烧山以保护天然林木”等（沈宗瀚《沈宗瀚自述》）。

1938年1月19日，沈宗瀚将计划要点以书信形式向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作了汇报，并在信中提出：“黔省贫瘠，财才两乏，故职阳电恳请钧座指派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全国稻麦省农所技术人员来黔工作，似系中央对黔省之最低协助。职待黔东稍定，如蒙钧座及中农所所长核准，拟赴云南四川广西视察，协助设计改良，期于此国家存亡之秋，对于农业生产，稍有贡献。”其对贵州及农业的深情，由此可见一斑。1938年2月12日，沈宗瀚接到翁文灏复函，信中，翁文灏对他的贵州农业改进计划颇为赞许。

对沈宗瀚的贵州农业改进计划，吴鼎昌特别重视。1938年1月21日，吴鼎昌设宴，单独邀请沈宗瀚面谈。席间，两人畅所欲言，就贵州农业改进计划达成了许多共识。日后，沈宗瀚等人在计划中提出的办法不少都被采纳并取得成效。如恢复熟荒（原为耕地，后被荒废），贵州加强了对耕地的保护、利用和开发，耕地面积逐年扩大。1934年，全省耕地只有2500.9万亩。到1946年，已有2621.5万亩，增加120.6万亩（牛光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沈宗瀚研究》）。

又如，因历史因素及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缘位置，贵州一度成为盛产鸦片之地。鉴于此，沈宗瀚将禁烟作为改进贵州农业的一部分，建议用高产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取代罂粟。吴鼎昌主政贵州期间，一面禁种鸦片，一面施行农业补救办法，“近年罂粟禁绝，人民于秋收后种植大麦、小麦”“近来风气渐开，识时之士倡行种树”。而且，这种改种其他作物的现象发生在往日的产烟重地黔西南以及黔北地区，不能不说禁烟日益成为贵州民众的一个共识。

沈宗瀚向吴鼎昌提交的贵州农业改进计划中，还有一项关于改进农产的重要举措，即“将现有各省立试验场取消，成立一个省农业改进所”。沈宗瀚的理由是，贵州现有的几个省立试验场规模甚小，试验零星，有如小杂货店，不能真正改良农业，而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经费较足的省农业改进所，对于技术改良更为有利。为此，他还列举了农业改进所的工作内容：对于已经广种的稻、麦、玉米、油菜等作物增加亩产量；对于棉、烟、甘蔗、麻等作物广事引种并推广种植面积；防治猪牛瘟疫；恢复黔北柞蚕生产；选择适宜山坡广植油桐、油茶等。

1938年4月1日，在油榨街设贵州省农业改进所 图源：贵陽百年图鉴（1901～2000）

对于设立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吴鼎昌很是支持，却有顾虑。他问沈宗瀚：“如贵州省立农业、园艺、林业等试验场仍旧存在，各设所长一人，我对好所长多加扶植。如照你意，合而为一，仅有一个所长，万一这个所长办得不好，岂非全省农林事业都不能推动么？”沈宗瀚回答他：“贵州穷，人才少，多设试验场，增加行政费。三四个试验场要请三四个好场长，在贵州实在请不到。反之，一个农业改进所，范围较大，只要请一个好所长，比较容易。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农业、园艺、林业等集合一所，技术人员多有交换意见的机会，工作自然容易联系配合，工作效果可以增加。”吴鼎昌听罢，表示“可加考虑”，实已默许。

不久，经过商讨，吴鼎昌主张由中农所与贵州省府合办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并由沈宗瀚负责组织章程、经费概算等。当时，沈宗瀚有意在贵州任事。他向众人表示：“战时交通不便，我应专管一省，多做实事。且贵州农业机构化零为整，而成立一个省立农业改进所，是我的理想，在中国为创举，如我专在该所工作，实行我的理想，自信可有成绩表现，为各省示范，较我协助各省设计可多收实效。”然而，中农所同仁大多认为沈宗瀚应该顾全大局，要负责西南诸省的农业改进，不能专任黔事。沈宗瀚的愿望只有落空。

旧时贵阳油榨街

1938年2月中旬，沈宗瀚同皮作琼在贵阳附近寻觅所址。两人在考察了花溪、图云关、羽高桥等处后，最终选定离城二里、位于公路旁的油榨街林场为所址，并且购买稻田十余亩用于试验水稻，原有的森林苗圃则改为小麦、油菜等作物的试验用地。

1938年4月，贵州省立农事试验场、贵州第二棉业试验场、省立模范林场合并，正式成立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简称“省农所”），首任所长为皮作琼。两年后，贵州省农业推广联合委员会成立，挂靠在省农所。至此，省农所成为总揽贵州省农林牧业科研与技术推广业务的综合性事业机构。1950年12月，按照全国统一规范，省农所更名为贵州省农业试验场。

省农所前后存续了十余年，“有力推动了贵州传统原始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其在推动贵州省农业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其所取得的成就对抗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贵州农牧业，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沈宗瀚除了热心参与筹建省农所，还兼任省农所农艺系首任主任，以及介绍了庄巧生、吴绍骙等青年才俊到省农所工作。而庄巧生、吴绍骙等人，日后在农学领域都大有作为。

沈宗瀚的妻子沈骊英也是一位农学家，长期致力于小麦杂交育种试验。沈宗瀚去重庆后，她继续留在贵州进行小麦育种试验和研究工作，且除了在中农所任职，还兼任省农所农艺系主任。当时，沈骊英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处理所务，还要躲避敌机轰炸，实在苦不堪言。

沈骊英 图源：中国妇女报

鉴于妻子处境艰难，沈宗瀚忙碌之余，多次写信慰劝。1939年9月5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爱你以德，要你有独立不朽的事业，已屡言之。你今年内须详细写出你的改良小麦品种25HI22的来源，试验成绩，优劣性状，并须定名。四川农改所现已繁殖而决定推广此品种。这品种是最令人佩服你的一件大事。你的杂交小麦尚须二三年达到成功，这将是你的最大成功。你今年在贵州的农业推广成绩，已有多人称赞。”同时，沈宗瀚无论是在重庆办公，还是回贵州视察，都用心跟进沈骊英的改良小麦品种试验，不断为她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在沈宗瀚的支持下，沈骊英以惊人的毅力投入工作。有心人，天不负。在已经选育出多个小麦品种的基础上，沈骊英的小麦选育工作再有突破。1939年12月，她的“中农廿八”育成问世。该品种产量高，麦秆坚挺不倒伏，早熟，抗病力强，适应于中国，尤其是黔、川、鄂、陕等省。以1941年至1942年为例，西南各省推广沈骊英改良麦种达169万多亩，小麦产量大幅增加（王东梅《民国时期女农学家沈骊英》）。

1941年12月21日，《新华日报》发文力赞沈骊英杂交小麦之研究对解决抗战期间民食问题及发展粮食生产的贡献。其间，由沈宗瀚介绍到中农所任职的庄巧生，在沈骊英的主持下，分管小麦品种区域试验。1940年，经沈骊英授意，庄巧生将系里下乡调查资料和田间试验结果进行整理，完成《贵州之小麦》一文，发表在中农所专刊第24号。这是有关贵州省小麦生产与科研的第一篇历史文献。

沈宗瀚称沈骊英“是科学家是贤妻良母”

遗憾的是，由于过度辛劳，沈骊英积劳成疾，健康日损。1941年10月7日，沈骊英在荣昌宝城寺中农所实验室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44岁。沈骊英去世后，沈宗瀚悲痛万分，为亡妻编印了《沈骊英先生行述》。

沈宗瀚在黔时间只有两月余，家人在黔居住也不过两年半，但他却对贵州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为贵州农业付出了巨大心血。多年后，沈宗瀚撰写自传，在《中年自述》中，专辟一章回忆自己的在黔经历，也为贵州近代农业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沈宗瀚为贵州农业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值得被后人铭记的。